4.查田运动：理念、策略与现实

中共领导的苏维埃革命，以土地革命为重要旗帜，因此，苏维埃革命时期，中共在土地问题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具体政策也历经变更，其基本目标均在使普通农民尽可能多地获得土地，以实践中共抑制剥削的阶级革命理念，巩固中共在农村中的群众基础。1933年第五次反“围剿”展开前夕，秉持着这一思路，中共再次在苏区农村展开大规模的查田运动。就文本的宣示看，查田运动旨在于革命战争紧张的形势下，在苏区内彻底清查地主、富农隐瞒成分，进一步在苏区执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政策，从而深化苏区内部的阶级观念和阶级斗争，纯洁阶级队伍。同时，由于面临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查田运动当然包含着为即将到来的反“围剿”战争凝聚力量的目标，这也应该是中共中央发动这一运动的初衷之一。

1933年6月，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接着召开中央苏区八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查田运动大会，查田运动在中央苏区迅速集中开展。作为一场阶级革命中的阶级运动，对阶级关系作出判断为其题中应有之义。查田运动以清理阶级关系为发动理由，其对苏区农村阶级关系的判断逻辑上必然是紧张和严重的。运动中下发的文件作出结论，指出苏区虽然经过土地革命，仍然存在着地主富农的强大势力，这些势力的具体体现主要是“那些冒称中农贫农分得土地的地主富农分子”，[195]需要在运动中加以摧毁。毛泽东也强调：“查田运动是一个剧烈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必须发动最广大群众热烈起来参加斗争形成群众运动，才能保障阶级路线的正确执行，才能达到消灭封建残余势力的目的。一切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工作方式，是查田运动最大的敌人。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主要是讲阶级，通过阶级，没收分配，及对工会贫农团的正确领导等。”[196]

作为运动名义上的领导者，毛泽东这时处境微妙。由于中共中央机关的到来，毛泽东实际已不参加重大事务的决策，他此前的工作也被新的领导层摆在放大镜下加以检验。1933年初，中共中央机关刚刚到达苏区，就强调要加紧推进查田，为此，1933年2月，苏维埃中央政府要求：“田未分好，或分得不好的地方……要马上发动群众，重新分田。”[197]同时，土地部组成工作组，开始在瑞金云集区等地开展查田试点。这样的举动，多多少少体现出一种不信任的态度，毛泽东对此自然心知肚明。因此6月1日毛泽东解释开展查田运动的原因时指出，这是由于苏区内部斗争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一些落后地区“远远落在先进区域之后”，这种地方“占了中央区差不多占百分之八十的面积，群众在二百万以上”。[198]强调先进和落后地区的差异，潜台词是要表明各地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执行的偏差。但是苏区中央局次日发布的决议则批评道：

党和苏维埃政权过去对于土地问题解决的不正确路线（如“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等），在许多区域中，土地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有些区域中虽然已经分配了土地，但是地主豪绅与富农常常利用各种方法（或者假装革命混入党苏维埃机关，或者利用氏族的关系和影响，或者隐瞒田地，或者以物质的收买，政治的欺骗，武力的威吓），来阻止雇农贫农的积极性的发展，以便利他们的土地占有，甚至窃取土地革命的果实。[199]

中央局丝毫不留情面，将过去的土地革命路线定性为不正确的路线，这样的批评不可不谓严厉，在初来乍到的中共领导人看来，此前苏区执行的土地政策是所谓“富农路线”，这也成为他们不点名批评毛泽东的重要理由。然而，在1929年共产国际指责中共六大对富农让步后，各苏区基本都执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政策，中央苏区也不例外，在这样的原则问题上，当年中共的政治生态下很难会有别的选择。毛泽东之所以遭受批评，关键不在于他对富农的态度，而是源于其对苏区环境下土地革命极有可能触及中农利益的担忧。在查田运动的动员报告中，他明确提道：

联合中农，是土地革命中最中心的策略，中农的向背，关系土地革命的成败。所以要反复向群众说明这个策略，说明侵犯中农利益的绝对不许可的。为了联合中农不侵犯中农利益起见，要提出“富裕中农”来说明它，要着重说明富农与中农交界地方，使富裕中农稳定起来。[200]

毛泽东如此重视中农和富农的界限，煞费苦心地在富农和中农中间提出富裕中农的概念，防止混淆中、富农，应该有他深思熟虑的想法。如前所说，中央苏区土地占有比较分散，阶级分化不甚明显，当中共开展阶级革命时，地主、富农的有限资财往往很难满足普通农民改善生活的愿望，在均平的旗帜下，生活高过平均水平的中农很容易成为平均的对象。数年的土地革命实践证明，当打击地主、富农时，中农是最容易被误伤的对象，而中农作为农村最具实力的一个阶层，对它的错误打击常常牵一发而动全身。

1933年6月，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接着召开中央苏区八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查田运动大会，查田运动在中央苏区迅速集中开展。作为一场阶级革命中的阶级运动，对阶级关系作出判断为其题中应有之义。查田运动以清理阶级关系为发动理由，其对苏区农村阶级关系逻辑上必然是紧张和严重的，运动中下发的文件作出结论，指出苏区虽然经过土地革命，但仍然存在着地主富农的强大势力，而这些势力的具体体现又主要是“那些冒称中农贫农分得土地的地主富农分子”，[201]需要在运动中加以摧毁。毛泽东也强调：“查田运动是一个剧烈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必须发动最广大群众热烈起来参加斗争形成群众运动，才能保障阶级路线的正确执行，才能达到消灭封建残余势力的目的。一切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工作方式，是查田运动最大的敌人。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主要是讲阶级，通过阶级，没收分配，及对工会贫农团的正确领导等。”[202]

事实上，查田运动推开后，打击中农立即成为现实。查田运动前，经过数年革命的中央苏区对地主、富农的清查是比较彻底的。当时苏区拥有较多土地的地主、富农占总人口数的7%～8%，查田运动前中央苏区清查出来的地主、富农人口数占到总人口的7%左右，[203]这一比例和后来得出的全国范围8%左右比，尚属正常，考虑到中央苏区地主富农经济不发达，其实这一数字本身或许已不无偏高。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领导人主观认定苏区农村中还存在未发现的大量地主、富农，要求深挖隐藏的地主、富农，各地为完成中央要求不得不尽力寻找靶子，以避免被扣上机会主义、动摇妥协的帽子，这就不可避免地使许多贫中农尤其是中农成为所谓“隐藏的地主、富农分子”。而且查田运动大规模铺开后，相应的阶级划分这样一个十分关键的配套政策却没有跟上。在缺乏具体标准时，普通农民区分成分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生活水平的高低，这种认识在中共各级干部中间也或多或少存在，因此，农村相对生活较好的中农极易成为打击对象。瑞金踏迳区采取普遍清查的办法，“查得一部分中农恐慌逃跑，躲到山上”。[204]“有的地方普遍查田，甚至有专门查中农的，说中农中最容易躲藏富农（如会昌的某处），瑞金每个区都发生把中农或富裕中农当富农打的事情……有三个区发生中农上山。”[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