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的世界主义与边界意识

据葛兆光教授自述，《想象异域[22]》的问题意识来自“新清史”的大将欧立德（Mark C. Elliott）。中国学术界长期以来将“新清史”视为满族史一个无足轻重的分支，忽视了其价值核心和魔术概念——认同政治。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之争有淡化和混融的趋势。认同政治这匹黑马横空出世，突然占据了历史舞台的中心。“创造民族，发现人民”的狂潮席卷着世界三大洲，仿佛召回了风云激荡的20世纪20年代。卡钦斯基（Lech Kaczynski，1949—2010）和尤先科（Viktor Yushchenko，1954年出生）接下了毕苏斯基（Józef Pisudski，1867—1935）和彼得留拉（Symon Petliura，1879—1926）的衣钵，东帝汶和南苏丹走上了希腊和塞尔维亚的老路。学术界最喜欢赶时髦，不过赶时髦的动作应该保持无心胜有心的风范。“新清史”恰好符合这样的标准，把“清代时间段的历史”变成了“内亚各族群内共同体的故事”。只要思路新，旧材料也能读出新意义。《想象异域》较之《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23]》，主要是新在思路上。从史料学的角度看，本书的做法是比较取巧的，如果改用日本或中亚的史料，难度就会大大上升。俄罗斯的东方学和日本的中亚学需要极高的门槛，中国人还没有为自己争取到平等讨论的资格。

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史学界一直忙于西西弗斯的任务：将传统史学（华夏文明世界的故事）和新史学（民族国家的故事）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这种梁启超式的框架内，文化史差不多就是经学的替代品，它要负责解释中国在某个历史时期的对应物是什么，理由是什么。后人研究这些复杂而矛盾的论证，感觉大概就像今人研究王莽和刘秀论证天命所归的谶书。中国的明代“华夷秩序”研究和日本的“朝贡体系”研究叠加在一起，恰好暴露出矢野仁一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挑明的问题：“中国”不是“法国”“德国”那种地方意义上的“国”，毋宁说是一个没有明确边界的超级文明体。梁启超草率地将中国降低为西欧国际体系当中的一员，其实华夏文明的分量可能更接近于欧洲整体。这个问题如果进行深入展开，就会引起无穷无尽的纠葛，因此中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相对落后反而起了某种保护性作用。当然，以愚昧为代价的安全既不可欲，也不可能长久。《想象异域》有各方面的价值，但主要价值大概就是发挥投石问路的作用，帮助学术界适应不太舒适而又无法逃避的新气候。

“新清史”以共同体、疆域（边界）、文化认同和政治建构为出发点，恰好有助于厘清共同体认同这方面的问题。当然，这把锋利的剃刀会把传统史学和新史学苦心经营的两个故事切成碎片，因此具有极大的危险性。中国人目前对待“新清史”的方法，酷似钻木取火以前的原始人对待宝贵的野火：一面小心翼翼地保存，深恐来之不易的火种熄灭；一面不断地被其烧伤，发出痛苦的呻吟。李氏朝鲜对于《想象异域》的作者，就像一处天然的避风洞穴，既能避免熄火，又能保护自己。王小波曾经说过，学者像军事家一样擅长选择战场，并不值得佩服。然而，这种宋襄公式的道德观太不合时宜了。无论你高不高兴，当代中国的学术共同体就是建立在选择战场的判断力之上的。朝鲜视角比安南视角安全，安南视角比满族视角安全，满族视角又比蒙古和中亚各族群视角安全。

朝鲜夹在中央王朝（天朝）、日本和满蒙各部落之间，处境最为微妙，对认同政治最为敏感。明清“华夷变态”对李朝“中国观”的刺激之深，充分体现在《朝天录》和《燕行录》的“正名”意识上。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一个京师，两种表述：天是京师的升级，燕是京师的贬抑。朝鲜对前明的忠诚通过两种途径抬高了自身的地位，划定了“他者”的边界。首先，朝鲜的“小中华”性质凌驾于大清的“蛮夷”性质之上。其次，朝鲜士大夫的孤忠耿耿羞辱了二三其德的江南士大夫。东海君子国的优美形象就此树立，不同于而且高于任何其他邻邦。这种边界意识仍然是儒家式的，以礼乐文教为标准，不能视为近代以来的国族建构，但无疑已经具备了某些共同体的性质。共同体意识萌发的特征之一就是内外有别。在这方面，李朝与清朝的关系表现得特别明显。

《燕行录》是朝鲜使节讲给自己人听的心里话，跟他们对清朝文武百官的外交辞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如果我们站在朝鲜人的角度看世界，“二千年未有之奇劫巨变”不是从1840年、1860年或1900年开始的，而是从1644年开始的。明代士大夫的背叛夺走了天朝上国的光环，也给朝鲜承载的文明正统送来了死亡恐惧、独特感和使命感。“卑贱的清国”夺走了朝鲜人的天真时代，教会他们熟练地表达违心的忠诚，迫使他们承认暴力篡夺不仅可能成功，而且可能长治久安。这意味着先王之道也许并不像他们原先想象的那样普世，而中国士大夫最早也要等到庚申或庚子以后才会有这种感受。由此，我们才能理解日本人为什么在甲午战争中运用反清复明的语言，“儒道合一”的天道教为什么会变成“文明开化”的一进会，朝鲜志士为什么将“维新”和“反清”融为一体。从朝鲜人的“中国观”和“华夷观”看，无论清朝想象的“忠顺典型”，还是革命党想象的“亡国哀民”，都是一厢情愿的自恋。许多中国人觉得自己愿意从天朝降格为普通国家，让朝鲜从藩国升级为普通国家，真是了不起的慷慨大方，但如果他们知道朝鲜人对国际秩序的真实想法，大概会活活气死。

清代的朝鲜觉得自己是文明的孤岛，利用但并不信任强大的蛮族。蛮族盗憎主人[24]的阴暗心理和冒充天朝的可笑虚荣逃不过这些文明人的智慧。至于那些“臣事二君”、假装自己没有受到歧视的江南士大夫，恰好提供了“他者”或反面教材的样板。朝鲜士大夫觉得自己的同胞看到汉人的下场，就应该谢天谢地，“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懂得尊重节操的国家”。根据美人香草代表君臣父子的隐微写作法，编造“江南女子沦落史”非常有助于朝鲜人培养共同体优越感。天朝（大明）的灭亡不仅是伤痛，也是机会。朝鲜由此解放了自己，提前步入近代世界。因此，朝鲜比“卑贱的清朝”更能掌握多国体系的奥秘。朝鲜已经有国家的意识，而大清仍然只是朝廷。朝鲜能毫不犹豫地利用日本的胜利，加入要求割地赔款的行列，说明已经早有准备。朝鲜这种做法不是侵略欺凌大清，而是共同体寻找原材料的自然手段。大清只是国家产生前的原材料，加入日本的瓜分活动就能确认朝鲜作为文明国家的资格。打个比方说：普鲁士夺取洛林是侵略，而法兰西绥靖刚果部落就是寻找原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