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奥克斯去世一个月后，阿瑟·海斯·苏兹贝格成了《纽约时报》的业主。他44岁，已经在报社干了18年。在他晋升后的那天，他在《纽约时报》上声明，他决不会背叛奥克斯的基本原则，但私下他告诉编辑们，一年之内报纸会有一些变化。家长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现在劳工组织比以前更强大，他们极力想拉拢《纽约时报》所有的记者和编辑参加工会。苏兹贝格反对这样做，尽管他不反对工联主义，但他不想让他的职员和一个“除了同为美国人之外还有其他共同特征”的集团关系密切。他同意在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面前作证，愿意如实表明他的立场。他在自己的马甲口袋里放了一个小纸条作为对自己的提示。他在上面写道：“保持冷静，微笑，不要显得精明。”他微笑着度过了四天的听证会，他没有屈服于报纸协会的只能雇用工会会员的非分要求，但也决不对抗劳工领袖。他的绅士举止是一种不可否认的财产。

在《纽约时报》，苏兹贝格的地位稍微有点超然。他的一些高级编辑决不会让他忘记他是奥克斯的女婿，但苏兹贝格尽量谦和地承认这一点。他的一些公共讲演是这样开头的：“也许你们奇怪我是如何成了一个大报的业主的。让我告诉你们我的套路：早起床，努力工作，并且娶老板的女儿。”

他喜欢展现他自己的这一面，轻快幽默的和稍微自我贬低的一面，这一面尽管讨人喜欢，但不会显露太多他的真实面目。在家里，他的举止有时也像是令人愉快的客人，讲滑稽故事，说双关语，用聪明的小礼物或小发明使家里的人感到惊奇。一天晚饭后，一个仆人在桌子上放了一块蛋糕，苏兹贝格说这标志着伊菲吉妮拒绝他起初的结婚提议的日子。蛋糕上的糖衣上写道：“只给A.H.S.（苏兹贝格）”苏兹贝格拿了把刀子，为自己切了一块，然后把蛋糕绕着桌子推过去。剩下的蛋糕却是用木头做的。

还有一次，在苏兹贝格的孩子们长大成人后，他要求他们都贡献一些个人轶事，出版一本关于苏兹贝格—奥克斯家族的书，收录一些回忆。他们的孩子没有理睬这一要求，他就决定自己做这本书。当这本有漂亮的皮封面的书完成后，他给每个家庭成员都送上一本，书名是：《苏兹贝格—奥克斯家族的幽默故事选集》。书的开头是：“在我的孩子们帮助下，我把他们和他们的孩子的故事汇编成册。随着时光流逝，你们可以发现它是有趣而值得一读的，可以回想起一些插曲。”而这本书的其他部分却是空白。

他很少忘记生日和周年纪念日，在他送出的贺卡上他通常都聪明地画上一个插图或写上一首打油诗。他经常因为不能参加他哪一个孩子的毕业典礼而给他们写上一封温情的信。在他离家最远的时候，他有时看起来像和他的孩子们最亲近。他是一个复杂的人，他的内心紧张可由他偶尔脸上的皮疹、由他长时间的沉默和他夜里喝酒的方式所证明，但他从不会喝醉。他是一个非常英俊的人，威严而且世故，是浪漫的流言蜚语的攻击对象，但他也是一个非常专心的业主。在他的领导下，《纽约时报》繁荣程度超出了奥克斯的想象。但在奥克斯的名义下将成功隐藏起来，是苏兹贝格负担的一部分，别的人也会这样做。即使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信中表达个人意见，阿瑟·海斯·苏兹贝格也宁愿署上一个假名“A.艾特切斯”。在政界和新闻界之外，他是不怎么知名的。他融合进这个机构中，做他的高级管理者的工作，然而他对职员有敏锐的意识，而且给他们的印象是比他的更讲礼节的岳父更有人情味。在某个职员去世后，苏兹贝格会发一封唁电，不仅给死者的发妻，也会发给他的情人。

苏兹贝格是在《纽约时报》一个非常危急的时期接管它的。该报不仅正受到报业工会的挑战，而且还正遭到公众的谴责：由于该报对犹太人的政策而受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谴责；由于赫伯特·马修斯来自西班牙的报道而受到天主教的谴责，而且孤立主义者也指责《纽约时报》正在把这个国家推入另一场世界大战；似乎每个星期都有一个代表这个或那个派别的代表团访问业主的办公室，或发表指责《纽约时报》的声明。“我不习惯被叫作混蛋，”在一次不愉快的体验后苏兹贝格对一个编辑说，“但我想我将学会喜欢它。”

在这些岁月里，苏兹贝格最亲密的同事是他的首席社论作家查尔斯·默茨，一个高大健壮的衣着考究的人，戴着一顶蓝色的霍姆堡毡帽，用一种普鲁士军官的步子走路。由于面色红润，暗示着他有高血压；由于他那副小小银边眼镜紧紧地夹在他的方脸和鼻子上，以致他的耳朵向前凸，他看起来像个非常暴躁的人，实际上，默茨是一个性情平和的人。他毕业于耶鲁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军事情报部门当中尉，后来他为《哈珀周报》（Harper's Weekly）、《科利耶斯》（Collier's）和《新共和》（New Republic）写文章。1920年他给《新共和》写的一篇文章是分为两部分的系列文章，合作者是沃尔特·李普曼。这篇文章对《纽约时报》1917年3月到1920年3月对俄国革命的报道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默茨和李普曼写道：《纽约时报》每天的报道都对苏维埃革命者有很大的偏见，非常急于表达对美国及其盟友最容易消化的事实，从而使《纽约时报》的读者误以为布尔什维克不可能取胜。有利于布尔什维克的事实都被弄成了像是政治宣传，不利的事实被表达成无可辩驳的真理。默茨和李普曼对《纽约时报》报道的分析得出了如下一个主要结论：

这家报纸整体上来说被人们怀有的希望给统治了。一开始他们热情地支持他们的国家，因为美国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战争当中前途未卜。直到停战协议的签订，他们的兴趣在于打败德国。他们的希望一直延续到俄国无法再继续战斗。当他们看到俄国的力量不如从前，就开始以干涉行为来与德国对抗。当与德国的战争结束之后，这种干涉却依然存在。他们为自己的干涉行为找到了理由。德国危害作为干涉的理由直至停战协议的签署不再成立；而在那之后，“红灾”几乎马上就取而代之。“红灾”接下来又被对“白军”将军们的希望所替代。当这些希望全都破灭了之后，“红灾”又出现了。总体上来说，《纽约时报》对俄国报道的不是事实，而是记者们自己想看到的。

查尔斯·默茨在纽约《世界报》社和李普曼一起密切工作，正是从李普曼那里，他第一次听说了关于出售《世界报》的秘密谈判。1931年，在《世界报》关闭的前一天，默茨被《纽约时报》雇用，让他感到欣慰的是《纽约时报》所有编辑都没有提到他在《新共和》上的批评文章，以致他怀疑《纽约时报》的编辑们是不是读过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