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黄金时代（第2/12页）

这种心照不宣，以“冷和”（Cold Peace）代“冷战”的默契，一直到70年代都还颇行得通。1953年，苏联智囊团正悄悄卷土重来，乘民主德国一场严重的工人暴动，开始重建共产党势力。当时苏联就已经知道（或可以说学到了），美国表面上要把共产党势力“席卷”倒转（roll back）回去，事实上这番呼吁，不过是在空中广播上的宣传战罢了。从此以后，凡在苏联地盘发生的事件，西方都完全袖手旁观；这种态度，从对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反应，即可证实。冷战时期，双方虽然都口口声声非要争个你死我活，但在事实上各国政府的基本决策并不遵循这项方针，倒是私下明争暗斗的情报活动，才真正发挥了冷战中决一死战这一口号的精神。于是，描绘谍报谋杀的间谍小说，便成了现实世界国际斗争影响下一项最具代表性的副产品。而此类小说之中，始终又以英国作家的地位最高，例如弗莱明（Ian Fleming）笔下的邦德（James Bond），以及勒卡雷（John Le Carré）笔下的甘苦英雄，两位主人翁都在英国特务机构供职，这些人物形象总算在笔下人间的世界里，为现实权力政治中日渐式微的英国人挽回一点颜面。不过，情报英雄的活动固然比实际的权力游戏具有戏剧性，若认真比较起来，除了在某些第三世界的小国之外，苏联秘密警察（KGB）、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等情报机构的影响力还是很小的。

在这么微妙的背景下，这段漫长的紧张对抗期里，到底有没有过真正危险至极，有可能触发世界大战的一刻呢？当然，其中也会有过几回险路走得太多了，难免碰上意外的时候。这个问题很难作答。细想起来，最具爆炸性的时期，可能要从1947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他的“杜鲁门主义”（Truman Doctrine，“本人相信美国的政策，绝对是帮助那些起来对抗外侮的民族”）开始，一直到1951年4月，这同一位总统把在韩国的美军总司令，就是那位不听主帅调度的麦克阿瑟将军（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解职为止。在这段时间里，美国极为害怕欧亚大陆的非共区会爆发革命或濒临解体。而这份担忧，可说并非全属过虑——因为环顾现实，岂不见共产党在1949年夺取了中国大陆？反过来从苏联这一面看，也正面对着美国在核武器上的垄断，以及其威胁性不断升高的反共叫嚣。1948年铁托领导南斯拉夫自行其是，成为破坏苏联共产党集团团结的第一道裂口。更有甚者，从1949年开始，中国已由这样一个政府来领导，它不但全力投入了朝鲜战争，而且一心一意准备对付一场真正核大战的爆发。[2] 这一点，中国与其他国家所持的“以核止核”心态大异其趣。总而言之，形势诡谲，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原子弹在广岛投放后的第四年（1949年），以及美国氢弹爆炸成功后的9个月（1953年），苏联也分别获得了这两种核武器的制造能力。从这一刻开始，两大超级强权便放弃了以战争对付对方的手段，因为一旦开战，无异为彼此签下一纸自杀协约。至于美苏曾否认认真考虑向第三世界采取核行动，例如1951年美国对朝鲜战争，1954年美国为援助法国之于越南，以及1969年苏联对中国等等，其意向并不分明，不过最后的事实是都不曾采用。但是其中有过几回，虽然双方都肯定没有真正诉诸核武器的用意，却都曾出言恫吓对方：例如美方为求加速朝鲜越南两处的和平谈判（1953年，1954年），以及1956年苏联要挟美法退出苏伊士运河，等等。可恶的是，正因为双方都深信对方无意打仗，自己也从不打算摁那致命的按钮，反而越发虚张声势，动不动便以核武器相威胁以达谈判目的，或借此在国内达到政治企图（此乃美国）。事实证明，这种有十足把握的心理战效果果然不错，但却把整代的百姓给害惨了，天天心惊肉跳，活在核战争的阴影之下。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便是一种完全没有必要的动作。一连数日，不但差点把全世界投入一场毫无意义的战火，事实上也把双方的高层决策人士吓得清醒过来，一时之间，总算变得比较有理性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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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40年间，两个阵营不断增强军备以相抗衡。可是这种长期武装对峙的形势，却建立在一项不切实际而且毫无事实基础可言的假定之上：那便是世界格局极其不稳，随时可能爆发一场世界性的战争，只有永久地相互牵制下去，才能防止世界大战于万一。这种心理现象，究竟从何而来？首先，冷战之说纯系一种西方观点，如今回头看去固然可笑不堪，但是当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余震之下，却属自然反应。当时众人都认为人类的灾难时期尚未完结，世界资本主义和自由社会的前途依然未卜。多数观察家都认为，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前车之鉴，此次战后也必有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甚至连美国也难以幸免。某位在日后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便曾于1943年做此预测，警告美国将“遭遇前所未有的大量失业和工业失序的经济低潮”（Samuelson，1943，p.51）。大战胜利以前，华盛顿当局分身乏术，对经济事务自是无暇全神顾及。但是对于战后的国策方针，美国政府用在避免另一场经济大萧条袭击所花费的心血，更胜于为防止另一场战争发生所做的努力（Kolko，1969，pp.244—246）。

华盛顿之所以担心“战后将爆发大乱”，动摇“世界在社会、政治，以及经济三方面的安定”（Dean Acheson，cited in Kolko，1969，p.485），并非杞人忧天。因为当时各参战国家，除了美国之外，战后一片废墟。而且在美国人眼里，各国人民饥寒交迫，很有可能铤而走险投入社会革命的怀抱，走上与提倡自由企业、自由贸易，以及自由投资的国际自由经济体系相反的道路。而美国及全世界却只有在贯彻自由精神的国际经济制度之下才有未来。更有甚者，战前的国际社会，此时已全面瓦解，广大的欧洲大陆之上，以及欧洲以外的更大一片土地，只剩下美国独力面对着声势日益浩大的苏联。全球政局的未来难卜，唯一可以确定的却是在这个紊乱不安、随时可能爆炸的世界上，如果有任何情况发生，资本主义及美国一方只会更加衰弱，而以革命起家的政权却会更加强势。

至于那些重获解放的国家，战事刚停，对于各国中间派立场温和的政治人物来说，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不论在朝在野，这些人士都为共产党人的壮大而大伤脑筋，唯有向西方盟国可以求得一点支援。而共产党人却在战火中崛起，声势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大，有时甚至一跃而为国内最大党派，拥有人数最多的选民。法国总理（社会党）便曾前往华盛顿提出警告，表示若无经济援助，他极有可能败于共产党之手。1946年全欧歉收，紧接着一场酷寒严冬，更令大洋两岸的欧美政坛同感心惊肉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