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1945—1990年社会革命

莉莉：我奶奶老爱跟我们谈大萧条的日子如何如何。书报杂志上也常有这一类的话题。

罗伊：他们老是喜欢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庆幸自己有饭吃，有这个那个的。因为说到30年代呀，他们总是爱跟我这么说，大家都快饿得活不下去了，又没有工作，又这个那个的老一套。

巴奇：我从来没有不景气过，所以我才不在乎它怎样呢。

罗伊：照我们听的那一套，你不会喜欢活在那个时代的。

巴奇：反正，我又不活在那个时候。

——美国广播名人暨作家特克尔

（Studs Terkel，Hard Times，1970，pp.22—23）

（戴高乐将军）上台之际，全法国共有100万台电视机……到他退隐时，全法国已有1000万台电视机了。法国这个国家就好像在做娱乐事业一般；可是昨天的戏院之国，与今日的电视之国，却完全是两码子事。

——德布雷（Regis Debray，1994，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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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人类遇到从未经历过的新事物时，虽然他们完全不能理解，更看不出其中的所以然来，却往往搜索枯肠，想要为这未知的现象找出一个名目。就在20世纪的第三个25年里，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知识分子正陷入如此的困境之中。一切新名词当中，都少不了一个“后”（after）字，通常是以拉丁字衍生的同义字“后”（post）字出之。几代以来，用以厘定20世纪人类生活精神领域的各式各样的名词，便纷纷被冠上了一个“后”字。于是这个世界，以及其所有的相关层面，成为后工业（post-industrial）、后帝国（post-imperial）、后现代（postmodern）、后结构主义者（post-structuralist）、后马克思主义者（postMarxist）、后谷登堡（post-Gutenberg），后这后那，凡事皆“后”。这些加在字首的前缀，就像葬礼一般，正式承认了一代一事的死亡。但是对于死后来生的性质，人们却不但缺乏共识，甚至根本不能确定。人类历史上变化最富戏剧性、最迅速也最为普遍的一场社会大变革，便在这样一种气氛之下，进入了身历其境的当代人的意识深处。对这场变革转型的记录，即是本章的主旨。

综观这场社会转型的最大特色，就是其前所未有的高速度与普遍性。诚然，在此之前，发达国家——就实际意义而言即中西欧和北美地区，以及其他地区俨然世界骄子的少数富人——长久以来，便已生活在经常的变化之中，在他们的世界里，科技不断进步，文化不断更新。对这一类人而言，进一步的全球性大变革，不过是加速并加强他们原已熟悉的变化罢了。说起来，30年代中期的纽约客，不是已仰首瞻望着那座傲视全球的摩天大楼帝国大厦（Empire State Building，1934）？帝国大厦稳坐世界第一楼的宝座，直到70年代才被取而代之，而挑战者的高度，也不过多出仅仅三十几米而已。因此，物质增长的量变，到底对生活造成何等质变的冲击，这个问题不但要经过好一段时间方引起世人注意，更别说如何去有效测量其中的程度了。而此种迷茫现象，即使在前述的优越地区也不例外。但在全球性的层面上，这番变动却突如其来，宛如地震似的排山倒海。因为在50年代，地球上80%的人突然结束了中古时代的生活。更确切的形容是，世人在60年代，开始感受到中古时代的确寿终正寝了。

就许多层面看，亲身经历这种种蜕变的人，往往无法掌握其中变化的全部意义。因为这些经验对他们本身而言，仅仅属于渐进式片断性的变化，正如同在个人生活当中，无论发生多么巨大的变化，但在变化发生的当时，却很少将其视为影响整个人生的大变革。一个乡下人决定进城找工作了，此事在他的心里，比起从军，或与两次大战中战时经济生活对英德两国男女的影响比较，在变化上又有什么更持久的意义呢？他们进城时，不曾打算从此永远改变生活方式，虽然在事实上结果却是如此。当局者迷，只有局外人每隔一段时间重返前者生活的场景时，才能感受出其中变化的巨大。即以西班牙东岸大城瓦伦西亚（Valencia）为例，笔者上一次到此地是50年代初期，到80年代初，这方地面已经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想想看西西里一名50年代入狱的来自农村的囚犯，服刑数十年后出狱，重返巴勒莫。只见当年的乡间，已在房地产开发之下变得面目全非，真有着恍如隔世之感。“以前的葡萄园，现在全都变成堂皇的大建筑了。”这位老兄满脸迷茫，不敢相信地对我大摇其头。世界变化之快，连历史的时间长河，也得用更短的间隔来度量了。不到10年（1962—1971），远离城市的库斯科（Cuzco，位于秘鲁）地区已经变成两个世界：10年前，那里的印第安人原本都穿着传统服饰，10年后却都已改穿西服。70年代末期，墨西哥某小镇市场上的众多摊贩，纷纷使用日本造的小型计算机为客人结账，10年之前，根本还没有半个当地人听说过这个东西呢。

于是1950年以来，世人便生活在如此高速变化的历史之中。如果你年纪不太大，并在各处经常有一定程度的走动，便可以感到此中经验的独特。自60年代之后，西方年轻人更发现如今前往第三世界国家旅行，不但可行，更成为一种时尚。此时若欲观察全球的蜕变，只需睁大一双眼睛即可。然而作为史家，却不可以片段的印象及零星的见闻为满足——不管这些印象见闻的意义多么重大——必须一一深入记录，并予厘清方可。

20世纪下半叶中变化最巨大、影响最深刻的社会变革，首推传统小农经济的死亡，这一变化，永远切断了我们与过去的血脉联系。自从新石器时代以来，绝大多数人都依土地或海洋为生，地上的禽畜、水里的鱼虾，供应了人类。即使在工业化的国家里，甚至进入20世纪，农牧业人口仍然在就业人口中占有极高的比例，只有英国一地除外。记得在笔者的学生时代，也就是30年代，小农阶级迟迟不去的现象，往往被人用来反驳马克思的预言——马克思认为小农阶级必将从地球消失。即使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农渔业人口低于总人口20%的国家，英国除外，全球也只找得出一个比利时而已。甚至连美国与德国这两大经济强国——当时世界上工业化最彻底的两个国家——其农业人口虽然已呈稳定性的下降，此时却仍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法国、瑞典、奥地利三国的比例，更在35%—40%之间。至于其他落后的农业地区，以欧洲国家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为例，每5名居民里，就约有4名依然靠土地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