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里的“湘军”

以湘军为主力的清军战胜了太平天国，太平天国从最高领袖到骨干官兵多为广西人，以地域论，湘桂似为敌国，然而，有不少湖南人参加了太平军，为建都天京，抵抗清军，做了不小的贡献。譬如地道攻城，不论太平军攻破南京，还是湘军克复天京，都有湖南郴州人的功劳。郴州在清代已是著名矿区，有很多地道与爆破专家，太平军从广西入湖南，克郴州，就让很多矿工加入队伍。这些人在未来攻克武昌、南京诸名城时，开掘地道，填埋炸药，测算时间，布置引线，对于攻城的胜负，具有决定性作用。而湘军最终以地道轰塌天京城墙，工兵也几乎都是郴州人。

据忠王李秀成被俘后做的供述，太平军攻陷南京，并没有在此定都的计划，而是想“分军镇守江南，欲往河南，取河南为业”。当天王洪秀全与东王杨秀清在座船上讨论北伐，被一位“老年湖南水手”听到，他“大声扬言”，说不能去河南，因为“（黄）河水小而无粮，敌困不能救解”“河南虽是中州之地，足备稳险，其实不及江南”。今日既得南京，“有长江之险，又有舟只万千，又何必往河南”。而且，从古以来，“南京乃帝王之家，城高池深，民富足余，尚不立都，尔而往河南何也”？秀清一听，觉得很有道理，当时他是太平天国的实际控制人，遂定下建都南京之计。

这位建议定都天京的水手是湖南人，而初期太平军水师的统帅也是湖南人。唐正才，湖南道州人，原是漕运粮船里的水手。咸丰二年（1852年）冬，太平军从南方一路杀过湖南，已克岳州，拟攻武昌，正需要熟悉水战的人才，正才遂以专家身份参加革命，被东王封为典水匠，职同将军。当时太平军先克汉阳，进攻武昌，江汉风波险阻，幸得正才指挥水手在长江搭建浮桥，横渡大军，才能顺利拿下武昌。

而自正才入职，组织船舶，训练水手，太平军始立水营。第二年正月，挥师下江南，“全军战斗员和非战斗员以及老人儿童共计五十万人，辎重无数，正才把这一个庞大队伍的运输工作迅速做好，艨艟万艘，帆帜如云，沿江直下，二月，就攻克南京。论功行赏，擢职同指挥。五月，封恩赏丞相。九月，升殿左五指挥”（罗尔纲《太平天国史》本传）。

正才在天京的官邸，位于“下关大王庙旁査盐卡内”“出入乘舆，早晚奏乐”。据见过他的人描述，正才“四十余岁，面黑有须，齿微露，外粗内诈，颇能笼络人心，各船水手船户多愿依附”。（按，以“外粗内诈”四字，形容当日主动参与太平军的人，真是生动而深刻。）太平天国固属“叛逆”，而又不尊孔子，因此，即有“甘心从逆”的读书人，亦不得其门而入，只能让没读过书（“粗”）而富有才能、不甘沦落（“诈”）的人进入队伍，横下心赌一把富贵。像正才这样的人并不少。譬如，其时有湖南安化人李汝昭，偷偷写了部《镜山野史》，说大清国“可恨者，君明臣不良，官贪民不安”“上下相蒙，理数应乱”“故一时变取（起）”“并出一班英伟文武全才，辅佐太平王，积草储粮，招军养马，收聚天下勇众，如蜂蚁从王”。评其文笔，也是一个“粗”字，然而敢对造反点赞，其“诈”可知。

正才的副手，水营木一正将军许斌升，也是湖南人，原是做木材生意的商人。二人管理水营，制造兵舰，既能圆满完成东王的命令，又能体恤下属的苦衷。譬如，正才曾外调至芜湖，督运木簰至天京，“为城中首逆营造房屋”，可想而知必能讨好领袖。而东王命将“下关江口内船户水手等有千余人”俱行造册登记，正才却隐匿大半，使实在不适合参战的人“不致调拨”，稍减征戍之苦。以此治军，上下相孚，战斗力自然大增。所以有曾经“陷贼”的士人向清廷建议，“如将唐逆先行擒获，贼之水营不难立破矣”（涤浮道人《金陵杂记》）。

天京城里还有一位湖南人，多方设法，庇护平民，令人感动。据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湖南人周才大，任巡查，“性不好杀，见老而无依者辄怜之。请于老长毛贼，议立牌尾馆。残废使守馆，老病使扫街道拾字纸，亦不打仗。于是佯病入牌尾馆者又七八千人”。（按，所谓牌尾，大概指十六岁以下与五十岁以上男子及残病不能服兵役的人。）入馆后，由天国“逐日发米谷，每人三四两”，可算是乱世里勉强安身的处所。不过，后来“以周才大为贼首带赴安徽，此馆又难安身”。可见此馆之设，并非天国正规制度，几乎全赖才大的一片善心。才大又为女性难民设立掩埋馆，“为女馆中抬埋死尸，先葬于城内”，后来也“可以抬尸出城”“随又令馆中妇女自抬，遂有妇女藉抬尸逃窜。此端一开，妇女得生甚众”。以此，虽然写字还称他“周逆”，记事却要说才大所设诸馆，“皆城中难民难逃出城者不得已藉此藏身之计也”，显然是褒扬了。

而进入天国体制的湖南人，大致充任如下职位。如绣锦馆，“两湖贼有知画者，为伪绣锦。为之画旗、画伞、画轿衣，各贼首巢穴门扇墙壁，无一不画，登高上壁，勉为设色，笔墨遭难矣”。如诸王簿书，“系写贼文者”。如诸王典舆，“名为抬轿，亦可挑抬做工，贼目皆两广两湖”。如丞相检点指挥属下的“伪职书使，两湖人谓之头子”。如典天牢、监斩衙，“皆广西两湖残忍之贼为之”。又监造船舶，如监造金龙船总制、监造战船总制，这些职位几乎全是“湖广人为之”。而在天国建立之初，也有不甘被掳的湖南人，发动叛乱，“反戈杀贼”，不幸在铁匠馆密谋的时候，“立书歃血”，兼又痛饮，以至于喝得太嗨，被东王发觉，“执其书，按名悉杀之”。

据时人统计，在天京的湖南人，咸丰三四年间，男性最多时过万，最少时有三千人，女性先有四百人，后来不满三百人。除了江苏人与湖北人，天京城中人数最多的群体就是湖南人。这只是在京坐馆的统计，在外为天国征战的人数也不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