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情重义大师兄

曾国藩幕府最有才的四位青年都姓李。李鸿章（1823—1901）名满天下，不必介绍。李元度（1821—1887）与曾国藩恩怨最深，李鸿裔（1831—1885）少年高才，激流早退。唯李榕曾共患难，对师门最有感情，而时乖命蹇，抱屈终生。

李榕（1819—1889），号申夫，四川剑州人，咸丰二年（1852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礼部主事，九年（1859年），经曾国藩奏调至湘军，先入营务处，后独领一军，转战皖南北，积功仕至湖南布政使。李榕撰《曾文正公家书序》，记述先师遗泽，说国藩“谓榕容貌襟韵，常若俯视群碎，迈往不屑，为榜书‘温恭朝夕’四言以相勖勉”。

国藩谢世，李榕挽联云：

极赞亦何辞，文为正学，武告成功，百世旗常，更无史笔纷纭日；

茹悲还自慰，前佐东征，后随北伐，八年戎幕，犹及师门患难时。

要理解这副挽联，尤其是下联，得先看李鸿章的挽联，他说：“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俨然以班长自居。只是论资格李鸿章或长于李榕，但是师门危难之际，大师兄你又去哪儿了呢？

李榕联中“东征”，谓太平天囯；“北伐”，谓捻军；“师门患难时”，则谓咸丰十年（1860年）末，曾国藩驻军祁门，差点儿被太平军围歼的故事。若仅望文生义，此联不过李榕表彰自己的忠诚劳苦，可往深里琢磨，则言外之意，有人一逢“师门患难”，则已不“及”矣。那一年，差不多正在“患难”前夕，李鸿章借故—如何处置败军偾事的李元度—与曾国藩大吵一架，不辞而别。曾国藩为此致憾，与人谈及鸿章，便尝说：“此君难与共患难耳。”当然，仅仅吹求文字，不免捕风捉影挑拨离间之讥。幸有李榕自述，可为佐证。

同治八年（1869年），李榕在湖南布政使任上，被御史参奏，因此罢职。事后来看，奏劾的主要原因是他得罪了湘中的“巨室”。其时湖南须负担援黔军费，而正常财政收入无法负担这笔费用，于是，只好用募捐的办法解决。然而，不论贫富，只数人头，人人有份，都要掏钱；还是减轻百姓负担，只向富商与世家开刀？其间大有分别。

曾国藩一语点出其中的关键：“办捐而必曰著重上户，使大绅巨室与中人小家平等捐输，此其势固有所不能。巨室之不可得罪也久矣”（同治八年七月初二日致李鸿裔）。得罪小民，小民能奈汝何，难道造反不成？得罪巨室，则有代言人闻风而起，风闻言事，“淋漓尽致，亦殊可怪，不去官不止也”（李鸿章复郭嵩焘，八年二月二十日）。

张沄，长沙人，时任御史，便狠参了李榕一折，从公到私，从里至外，列出多款罪状。而事后调查，莫非子虚乌有，甚而有人身攻击的嫌疑，如谓李榕明媒正娶的续弦夫人为“买良为贱”。郭嵩焘问明参款，不禁慨叹：“闻此摺又出于张竹汀（沄字），竹汀愚人也，乐为人所指嗾，抑亦国家之不幸也”（八年正月十三日记）。

不过，有一条确有其事，即任用退休演员翠喜做家丁。清制，“奴仆及倡优隶卒”俱属“贱民”，禁与良民为伍，翠喜既属乐籍，则没有资格去李大人家听差。李榕对此事辩称，翠喜十六岁曾入乐部，后来“辗转服役官场”，至入李家，已是二十八岁，年近中年，早捐贱业，似不再有参款所谓“挟优”的嫌疑。虽然，翠喜不再唱戏，但仍然属于乐籍，李榕要么违制，要么失察，终究是犯了错误。

既然参奏大员，朝廷须派钦差复查。恭王与西太后心思细密，办事周到，派了众所周知与李榕有旧的李鸿章，同时警告他“确切查明，据实复奏，毋得化大为小，稍涉徇隐”（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寄谕）。显然，不管调查结果如何，李榕的官位肯定保不住了。因为，朝廷故意派鸿章这样从情理来说本应回避的人去办案，看似宣示了朝廷对湘淮军功集团的信任，实则截住了湘淮诸大佬曲线捞人的路径。鸿章受命后，致书曾国藩，云，“（二李）同为欧、苏（按，此处代指曾国藩）门人，先后同被荐举，本应为亲者讳”，可是，“其理与势又不可以曲讳”“伏祈鉴谅”。

李榕以此革职，愤愤不平，时隔多年，还责怪“当时主事者不肯实力洗刷”（谓翠喜入李宅做家丁已届中年），“恐重逢言者之怒”（复乔树枬，光绪六年四月），却浑未体谅李鸿章当时两面不是人的难处。

坊间流传曾国藩有一句名言：打落牙齿和血吞。其实，这话是李榕用以形容曾国藩的转帖，并非国藩原创首发。见国藩家书，谓：“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不料被申夫看破”（同治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有趣的是，李榕能精准总结师傅的本事，却不能学以致用，终于辜负了师门“克己而天下归，言善而千里应”的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