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的性格与命运

有副对联是这么写的：“好人半自苦中来，莫图便益；世事多因忙里错，且更从容。”题了上款“云仙贤弟亲家性近急遽，纂联奉赠”，还有下款“同治元年（1862年）八月曾国藩”。用联语关键词在网上一搜，可以看到颇有几人藏了这幅“真迹”，而在拍卖公司落槌成交，至少有三次，价格从数万至数十万元不等。从书法来看，这些“真迹”大同小异，似有共同的祖本，或者其中有一件是“真迹”，其他则是仿本。直到读了黎泽济《曾国藩的书法》（载《文史消闲录续编》），才知道，什么都是浮云，这些全是赝品。黎文云：（曾国藩）驻军安徽祁门时，郭嵩焘去看他，他特撰写“好人半自苦中来，莫图便易；凡事多缘忙里错，且更从容”的对联赠郭。先兄泽洪为郭氏孙婿，此联后归先兄，惜抗战初毁于长沙大火。

作者出于湘潭黎氏，是近代湘湘世家，虽所记出于追忆，文字有出入，赠送对联的地点亦误（是安庆而非祁门），而于此联下落，言则有据，洵为定论。［按，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又作云仙，湖南湘阴人，子依永，娶国藩女纪纯，故称“亲家”。］查郭氏日记，知“同治元年（1862年）八月”，嵩焘应江苏巡抚李鸿章聘，自湖南去上海，中途在安庆歇脚，连日与两江总督曾国藩畅谈，做足了任前准备工作。闰八月初六日，嵩焘辞行，国藩临别赠言，“又赠联语”云云。再查《曾文正公手写日记》，闰八月初九日，“纂联赠郭云仙”云云。殆为初六日构思，初九日写赠。网上所见此联图片署期皆作“同治元年八月”，漏了一个“闰”字，与二人所记不符，当然，非说国藩书联时误“闰八月”为“八月”，也不是没可能。

此联真迹不存，史上确有此联不假，请择其“急遽”二字，代古人略抒其中的意蕴。

从文义看，此联不是用来补壁的装饰品，而是两句箴言，甚可说是训语。既云“莫图便宜”，再云“且更从容”，那么，则是说嵩焘素来好贪便宜，不能从容。如此措辞，决不客气。跋文又说嵩焘“性近急遽”，则似暗示嵩焘贪便宜、不从容的病根，正在“急遽”二字。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嵩焘赴京会试不售，国藩特地写了《送郭筠仙南归序》，一则略示安慰，一则凛然相儆。安慰的套话不提，只看首尾两段儆戒语。首云“凡物之骤为之而遽成焉者，其器小也”；末云：“孟子曰‘五谷不熟，不如荑稗’；诚哉斯言也，筠仙勖哉。去其所谓扞格者，以蕲至于纯熟，则几矣。”意谓，此次不中，非关运气，只怪你修养未臻“纯熟”；再不警省，哪怕你禀赋上佳，也会落得“不如荑稗”的结局呢。即此可知，早在写下这副对联以前，国藩已看出嵩焘有希冀“骤为之而遽成焉”的毛病。“骤”与“遽”，正是“急遽”。

而写作此联的时事背景，则是李鸿章创立淮军，经国藩密保，升任江苏巡抚，他一向欣赏嵩焘的人品与才干，欲请嵩焘到上海帮忙，奏充江苏布政使。岂知国藩闻讯，大不以为然，当即致书阻止，云：“（嵩焘）性情笃挚，不患其不任事，而患其过于任事，急于求效，宜令其专任苏松粮储道，不署他缺，并不管军务饷务。使其权轻而不遭疑忌，事简而可精谋虑，至要至要。”

此书作于赠联的同一天。论做官，布政使当然优于粮道，鸿章显欲提携嵩焘，而国藩作为鸿章的老师、嵩焘的老友，本应高兴才是，怎么非要杠一横炮呢？从“患其过于任事，急于求效”一语而论，殆仍不放心嵩焘的“急遽”。果然，嵩焘抵沪，仅任粮道，未署布政使。

嵩焘似已接受了国藩的劝诫。他在江苏任上，不仅发扬了筹兵筹饷的本领，还参与主持苏松减赋的大事，次年，以绩优，诏命嵩焘署广东巡抚。倘若嵩焘自此捐除“急遽”之病，臻于“纯熟”“从容”行事，那么，国藩的赠联还真有大效。

但是，变换气质，谈何容易？嵩焘在粤抚任内，老毛病再度发作。先与两任总督毛鸿宾、瑞麟闹别扭，其后，又与左宗棠（时为闽浙总督，也是他的亲家翁）大生龃龉，闹得狼狈不堪，最终辞职了事。回家后，嵩焘愤愤不平，写信给国藩，痛斥宗棠“倾轧”，并请主持公道。国藩复书，不仅不为他抱不平，反而要他自省，云：“（汝）每遇褊急之时，有所作为，恒患发之太骤［同治五年（1866年）五月初四日］。”

这一回，嵩焘不再领国藩的情，他觉得自己没错。于是，四处写信，“揭露”左某人的“劣迹”，号召天下人共弃之，文祥、李瀚章鸿章兄弟、沈葆桢等人都接到了他的控诉状。效果不怎么好。宗棠依然直上青云，嵩焘依然命交华盖，士林舆论也未因此改观。嵩焘自此隐居不出，直到光绪三年（1877年），方奉命出使英国。以前因“急遽”在处理国内事务时犯了错、吃了亏，如今，出使是外交任务，嵩焘该舒气扬眉了吧？不然。在国外，他与副使刘锡鸿产生矛盾，明争暗斗，又败下阵来，最终托病归国。

回到湖南，嵩焘心灰意冷，誓不再出，日以修志读礼解庄为乐，似已彻底捐弃了“褊急”之病。但是，当他听到左宗棠逝世的消息，仍在日记里写下这样的话：“公负我，我不负公。”至死也不原谅老朋友。其实，细按史事，即知左郭交恶，关于公事者八九，因性格矛盾而产生的误会，微乎其微。嵩焘非要念念不忘，仍是“褊急”本色。他又在回忆录《玉池老人自叙》中历叙自己推举曾左的功劳，自诩安邦治国之才，而慨叹生平际遇不及二人，以致未能建功立名，末云：“生平学问文章，勉强可以自效，而皆不甚属意，惟思以吾所学匡时正俗，利济生民，力不能逮也，而志气不为少衰。”表面上，达观知命，究其实，还是一肚子牢骚，依然“褊急”也。

当然，这个毛病，嵩焘何尝不自知。他总结平生，即云：“吾性卞急，于时多忤（《萝华山馆遗集序》）。”平心而论，嵩焘之德行学问，超迈时流，尤其对外交的见识，堪称海内一人而已。但是，天生“急遽”，怎么也改不好，因此，所遇不合，郁郁而终（自题像赞云“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西谚云性格即命运，殆谓此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