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兆铭的明媚与深沉（一）

清末刑部大牢，分为普监与官监。普监“阴湿凶秽”，不似人间，官监则“无异大逆旅”，居然宾馆。官监又有“四美具”之称，意谓收押的犯人，文官、武将、名士与美人，四科皆备（分别指王之春、苏元春、沈荩与赛金花）。然至汪兆铭（精卫）入狱，则新增革命党一科，可以画一幅“五美图”了。

汪兆铭以暗杀摄政王载沣未遂入狱，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桩大事。若依载沣之意，应判他死刑立即执行，然而肃亲王善耆读了他的供词，大为感动，乃向载沣陈词，力主从轻治罪。因为清廷当时预备立宪，不论“和缓人心”还是“羁縻党人”，皆宜“做释怨之举，博宽大之名”。载沣从之，遂有兆铭永远监禁之谕。善耆读过兆铭的供词，还不过瘾，非要识其人，于是，在宣统二年（1910年）三月二十日，定刑之后，收监之前，亲至内城巡警厅的看守所，与兆铭打一个照面。

一见面，善耆就讲俏皮话，缓和气氛，说：“汝二人亦久违矣。今特为汝等介绍，有什么话，尽管随便谈谈。”兆铭的同案犯黄复生，也参加了这次会面。不过，未待汪、黄开口“随便谈谈”，善耆已经自顾自往下讲了，他说：“此次之事，王爷（按，谓摄政王）甚震怒。我与之力争，我说冤仇宜解不宜结，革命党岂止汪黄两人乎？即使来一个捕一个，但是冤冤相报，何时是已？如今已争到徒刑，但是在有期无期间，我还要为汝等争也。”王爷竟然向囚犯表功，兆铭固不怕死，可能也要蒙一会儿。

正蒙然间，善耆又说：“我生平最爱读《民报》，出一期我读一期。我当时曾说过《天讨》所插的画，我说民党内有如此的人才，可以言革命矣。”这不是泛泛的寒暄，而是来自忠实读者的褒扬。《民报》为同盟会机关报，《天讨》是《民报》的增刊，所讨者自然是大清。所谓插画，作者是苏曼殊，内容则是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夜啸图。以此为题材，居心不问可知，而善耆不但不以为忤，更要加一句，说图文并茂，水平很高，可见同盟会人才济济，如此，则“可以言革命矣”。难道被革命者也是革命同情者？兆铭纵然英敏过人，一时间也没能理解这句话，只能听肃王继续说下去。

善耆至此话锋一转，问：“不过《民报》所标的三民主义，我犹稍嫌狭隘了一点儿。我想，将来不但五族大同，即世界亦将有大同的时候，不悉我这种主张，你们二位以为如何？”此语似是论道，但言外之意却要取消当下革命的正当性。因为倘若认同世界大同为终极目标，则目前追求实现三民主义之革命，似乎不再是国族困境的唯一解决方案，亦非当务之急，完全可以搁置，而应转与政府合作，将国际国内问题混为一谈，别寻所谓世界大同的新道路。简言之，革命党认为国内一切问题皆应集矢于政府，这位代表却说政府只是更大问题的一部分，根治之法不在于解决政府，而在于解决全球的危机。

自善耆入座，兆铭终于说了第一句话：“兆铭和复生的主张，已在《民报》上披露。今天王爷所说，我等向来尚无此种观念，不能作答。”这个回答，既诚实又得体。在革命党高层，兆铭的传统学问是最好的，对早已写入儒家经典的大同之说，他不感陌生，也无意反对，绝不能因为这话是善耆说出来就因人废言。然而，善耆今天说世界大同，目的却在于降低革命的重要性，来者不善，则又绝不能因为这话合乎传统甚而合乎时代潮流而因噎废食。以此，他以“不能作答”为答，殆即今日俗语所谓温和而坚定也。

善耆设问，已见聪明，而听到兆铭如此回答，他的反应则能见出智慧。他竖起大拇指，说：“到此生死关头，尚能坚持自己的宗旨，真是令人佩服。”若揣度他的心意，则固然佩服兆铭的勇气，而自己也早知道清廷统治不合时宜，如今苟延残喘而已，自此，屠刀已经不能吓唬人，即委曲求全，说一些装门面的话，再如何善辩，也不足以打消天下革命党的雄心。

此后，善耆不再谈军国大事，而与汪、黄唠家常，并妥善安排二位革命党的狱中生活，至云：“我这面惜无房舍安顿二位，刑部监系未改良的，恐待遇有不周之处，都向我这面看看。如须阅何书报，尽可写信来，我当照办。”（按，汪、黄入刑部狱，皆“得享小屋”，巡警厅司法处佥事顾鳌提供自家的“幞被衣服”给他们穿用，并可长期阅读新闻纸，直至辛亥起义才禁止，可谓备受优待，实皆善耆践行诺言，有以致之也。）

当然，善耆终究不会站在革命党一边，他只是看清楚了“革命有理，造反无罪”的局势而已。前述他因为读了兆铭的供词才发愿“饶汝不死”，我们也来看一看，思致文笔应如何动人，才能让惯于斩削头颅的人按住铡刀。

三月十五日，兆铭自被捕后再次受审，作供词洋洋数千言，当得起“理直气壮”四个字。

首先，他力辩没有同党，举事者只有他一个人。当然，黄复生在另一处受审，也是这么说的。审讯官虽不形颜色，读这两份供词，想来心里也要说一声佩服。

其次，他不为过往的言论辩护，只说：“前在东京留学时，曾为《民报》主笔，生平宗旨皆发之于《民报》，可不多言。”（按，《民报》重要社论大皆为兆铭所撰，读者稍一浏览，即知他所谓“生平宗旨”，只有“排满革命”四字，而在清代，此即大逆不道之罪，必须砍头。）

然后，他借答问的机会，将以前写作的重要题目，向审讯官，同时也想向全中国，做一回简明扼要的介绍。毕竟《民报》在日本出版，国内流传不广。临死不忘宣传“平生宗旨”，绝不妥协，此殆孟子所谓浩然之气也。

兆铭作供，恍若一篇时评。

譬如，如何看待预备立宪。时论或谓“今中国已立宪矣，何犹思革命而不已”，兆铭驳曰：“为此言者，以为中国已有长治久安之本，而不知其危在旦夕也。”

从各国成功立宪的经验来看，未经革命，则不能立宪，“所以然者，以专制之权力积之既久，为国家权力发动之根本，非摧去强权，无由收除旧布新之效故也”。民主立宪如法国如此，号称君主立宪如英国亦如此，“法学者谓英国之国体虽同君主，而以其政治而论，实为民主政治，非虚语也”。然而国人惯以东邻为师，说日本是“最重君权之国”，立宪之后，既不限制君权，又能伸张民权，实在是好办法。兆铭则以为，日本宪法固然看似比英、德更维护君权，然就事实而言，维新以前，幕府有权，天皇虚位，经过倒幕之役，则“国事皆处决于倒幕党之手”，天皇不过拱默受其成而已，“是故日本之宪法，以法文而言，大权总揽于君主，而以历史而言，则其国家权力发达之根本，固已一易而非其故矣”“大权固不在君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