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间谍“洗白录”

日本明治三年（1870年）四月，佐田素一郎奉命出使朝鲜，与朝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然而，朝鲜执政大院君认为日方来书文字“不逊”，拒绝建交。所谓“不逊”，是说书中有“皇”“敕”字样；其时，朝鲜是清国的藩国，除了清朝皇帝，别的“皇”，朝鲜是不认的，别的“敕”，朝鲜是不受的。佐田未能完成使命，抱憾而归。

回国后，佐田向政府“建白”。他说，若将日本视作一座大城，那么，城市的“屏藩”并不是岛国的四至，而是包括“虾夷（北海道）、吕宋（菲律宾）、台湾、满清、朝鲜”在内的广阔边疆。“满清可交，朝鲜可伐”，而若朝鲜乞援于清，清国竟然赴援，“则可并清而伐之”，及至战而胜之，则“吕宋、台湾可唾手而得矣”。

拿这个战略与历史年表对照可知：1871年，清、日建交。1894年，日军劫持朝鲜国王，逼令朝鲜脱离清国而“独立”，清国军事干预，遂有甲午之战（“朝鲜可伐”“若清必出援兵，则可并清而伐之”）。1895年，清国战败，将台湾割予日本（“台湾可唾手而得矣”）；1931年，日军占领中国东北，数年后，全面侵华；1942年，日本攻占菲律宾，则“吕宋、台湾、满清（已为中华民国）、朝鲜，皆皇国之屏藩也”。不过七十余年，佐田战略全部实现。

好战略，须执行有力方能奏效。日本欲“有事”于中国，必做前期准备；准备工作须秘密进行，则派往中国之间谍必多；间谍来华，必以经商、旅行、访学为借口；间谍回国须写报告，事后倘做公布，则其名必一变而称“游记”。中华书局近年出版《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丛书，总序说得明白，这些游记大半是“以特殊使命或特定目的而出游的行役记”。

然而，在清、日缔交之初—日本外交的“古典亚洲主义”时期（1825—1891）—来华的间谍，又与通常的间谍形象有所区别。所谓“古典亚洲主义”，认为中日必须互相提携，联手对抗西方，与嗣后的“异变亚洲主义”与“侵略亚洲主义”不同。

曾根俊虎（1847—1910），即是极具“古典亚洲主义”特色的日本间谍。曾根对太平天国革命极为同情，也是“国父”孙文的“至友”，他怎么成了秘密搜集情报为入侵中国做准备的间谍？简言之，曾根既是“侦探家”，也是“兴亚家”。

在华期间，往各地侦探情报，曾根吃了不少苦头。夜里，住廉价旅馆，睡破烂草席，日里，乘陋车，奔走风尘，车子避震不好，“颠簸动摇，常常碰撞，轻者伤皮，重者流血”，而“马夫之狡黠，店主之巧诈”，尤令人防不胜防。然而，他不介意行旅的艰难，尝赋诗明志，云：“虎儿三日气吞牛，事业须期第一流。排闷不要唤杯酒，铁蹄踏遍满蒙州。”首句典出《尸子》：“虎豹之驹（幼兽），虽未成文（纹），已有食牛之气。”盖以乳虎比喻新兴的日本，个头虽小志气大，势能“吞”并清国这头羸“牛”，而“皇军”之“铁蹄”，行见踏遍神州大地也。读此可知，曾根来华，确是为侵华做前驱。

不过，还有“兴亚”的一面。他在西湖岳坟前默祷：“东海一书生远道而来，表达钦佩之情。君如有灵，辅我微忠，振兴亚洲。”他给净慈寺和尚吾哲写信，说：“中东两国（谓清、日二国），先为同心协力，兴亡相辅，然后推及亚洲诸邦，共相奋勉，俾能自强独立，庶可终雪会稽。”1880年，经曾根大力斡旋，在日本成立“兴亚会”，立会宗旨谓，亚洲被西方列强“掠夺”，亚洲人理应同心同德共振亚洲。其时，清国驻日外交官何如璋、黎庶昌等皆题名入会。后来，“兴亚会”更名“亚细亚协会”，继续倡导“日中提携”，强调“中、日两国的当务之急就在于合纵及收回利权”。即此而论，曾根又不失为积弱中国的好朋友。

那么，曾根表现出来的两种形象，孰真孰幻？读其1886年上伊藤博文（时为日本总理大臣）书，或能解开迷思。他说：“清国与本邦仅隔一带水，非为辅我之良友，即为袭我之强敌。”以非此即彼的二元论定位国际关系，今世似不流行，但在民族主义思潮萌芽茁壮的百年以前，大有市场。曾根据此立论，毋庸厚非，然而，他又说：“用兵略地，清国也；欲由贸易致富，亦清国也。”这才真相大白。中国能为自治之国，则当与之修好通商，各致富强；倘中国不能修明政治，积弱致乱，则不妨对之用武。掠夺殖民而致富，当然比贸易致富来得便捷。

曾根为侵华做“侦探”，而格于形势，其国不能立即发动侵略（“今日之清国，本邦无机可乘”），遂又提倡“兴亚”。二策看似凿枘，其实，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