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海外地名的外国坐标系统

古代中国虽未像希腊人一样产生大地球形说与统一的世界地理理论，但描述海外地理的图籍却并不回避异域的地理方位问题。同样，中国古籍中所提及遥远海域的名称，往往包含其方位的概念。而言及地理方位则必然涉及地理坐标中心，即观察原点，因此中国古籍中的异域海区名称中潜含着坐标的概念，是值得分析的。

笔者以为，前述中国古代历史上对西太平洋—印度洋—地中海海区命名的混乱，其原因在于地理坐标系的不一致，换而言之，古代汉籍中的域外海区名称中内含的地理方位的坐标原点，即中心很可能不一致。那么，为什么会产生坐标原点不一致的问题呢？笔者认为，应与古代中国海外地理知识的来源有关。

俗话说，“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人们许多知识并非来自亲历亲见，而是通过某种中介了解。一个人是这样，一个民族也是这样。以此观之，我们不能以为，中国古籍中所记载的域外海区的一切知识，都来自中国舟师，即航海家的独立观察与调研。其实古代中国人的海外地理知识来源不一。有的来自中国旅行家、航海家的独立观察，其地理坐标中心，即观察视角在中国本土，在这种坐标系下产生的海区名称，我们可称为中国土生海域名称；而有的则受之于外人，其内含地理坐标中心点原本在异域。

从史料上看，在秦汉时代，中国土生的海域名称一般指中国周边近海，这与当时中国舟师驾船航行的范围大致在中国近海有关。中国人的东南亚—印度洋—西亚地区的地理知识中有许多源于外国。受之于外人的，并非单源，也是多源的。笔者大致将其分为受之于印度人和受之于西亚人两大类。

因此，古代中国对东南亚—印度洋—地中海地区地理名称，也明显地可以区分为中国土生的名称和外国坐标系统两大类，而外国坐标系又可大致地分为南亚系统和西亚—东地中海系统两大类。

（一）南亚坐标系统

先说汉文史籍中以南亚为地理观察中心点而产生的海名。南亚次大陆如一个巨大的半岛伸入印度洋中，地处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之间。以印度为中心，孟加拉湾在东边，故称为东海或东南海；阿拉伯海在西面，故称为西海或西南海。这种以印度为观察原点命名海区的坐标系，笔者称为南亚坐标系。印度的佛经中经常提到，恒河注入东海（或东南海），印度河流入西海（或西南海）。（注：参见拙文《徙多河考》，载《禅学研究》第1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76—189页。）而印度以南的印度洋海域则为南海。古代南亚人的这种地理观念也随着佛教输入东亚。《敦煌石室遗书》所收之高丽僧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提到大实（按即大食）“常于西海泛舶入南海，向师子国取诸宝物”。慧超所言为印度事，“西海”即指今之阿拉伯海，而“南海”乃指今斯里兰卡周围海域。这种以印度为中心的地理坐标可以在许多汉文史籍中找到，例如：

“东海”：北魏时郦道元的地理名著提到“恒水东流入东海”。（注：郦道元著、王先谦校：《水经注》卷1（水一），巴蜀出版社，1985年，第55页（叶十六）。）

“西海”：《后汉书·西域传》中有关印度的文字称：“从月氏、高附国以西，南至于西海……皆身毒（按即今之印度）之地。”《佛祖统纪》卷32《世界名体志》15之2所刊“西土五印之图”中印度以西海域注明“西海”。

“南海”：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序中提到的“北天南海之郡，纯是小乘”。“北天”指北天竺，“南海”指今之斯里兰卡。《佛祖统纪》卷44《法运通塞志》第17和卷45第17之12所提到的“南海注辇国遣使来贡”等。“注辇国”即明代之“西洋锁里”，今印度东南海岸。“南海”指印度南部周围海域。

不过古代中国人并不滥用印度系统的海名。一般只是中国人在叙述印度地理时，才常常套用印度人的地理观念。

（二）西亚—东地中海坐标系统

早期汉文史籍中以西亚为观察中心而命名的海名，集中在记述西亚、大秦国（佛林）等地的文字之中，其中主要是“西海”。以西亚为观察中心点的“西海”的名称产生得很早，在西汉时代已经见于史乘，司马迁在记载大宛时，提到在“安息西数千里”的条支国“临西海”。（注：《史记》卷123《大宛传》。）后来“西海”这个地理名称在汉文史籍中固定下来，为历代史家所沿用。班固也说条支国“临西海”，由此“乘水西行，可百余日，近日所入”。（注：《汉书》卷96《西域传》。）

至于西亚的“西海”的地望，班固在记载大秦国时说：“大秦国一名犁靬，在西海之西。”（注：《后汉书》卷88《西域传》。）“犁靬”即今埃及亚历山大城。单从字面上看，这里的“西海”似指地中海。地中海位于西亚之西，可称西海；而亚历山大城因与西亚隔地中海相望，称为“海西国”顺理成章。但仔细查检《后汉书·西域传》发现，班固在叙述公元97年班超遣甘英出使大秦时提到，“从斯宾南行渡河，又西南至于罗国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矣。由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海西珍奇异物焉。”这里的“斯宾”即波斯故都泰西封（Ktesiphon），于罗即希罗（Hira）古城，位于今伊拉克底格里斯河畔。而通往大秦国的海，即“西海”，应当就是波斯湾。“海西珍奇异物”乃指波斯湾、阿拉伯海和红海以西地区的物产。《魏略·西戎传》在介绍大秦时说：“其国在海西，故俗谓之‘海西’。有河出其国，西又有大海。”这里的“河”指今尼罗河，大秦以西的海，才是地中海。

由此可知，以西亚为地理坐标中心的“西海”，最初是指波斯湾、阿拉伯海北部和红海这一片海域，不同于以印度为坐标中心的“西海”。换句话说，在古代汉籍中，两个“西海”同名而不同地。它们同名，即均称为“西海”的原因，不过是直接将域外文化体系借入的缘故。

“海西”的名称在东汉时作为大秦的代名已经广为人知。《后汉书》卷86《西南夷传》在描述永宁元年（120）大秦幻人自掸国来朝时提到，这些大秦幻人“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除了“海西”之外，《魏略》还提到了“海北”和“海东”的概念。所有这些“西海”、“海西”、“海东”和“海北”，都是以西亚为观察中心而产生的地名。

当然，后来“西海”的概念渐渐发生一些变化，不再限于北印度洋水域的波斯湾—阿拉伯海—红海，有时也指地中海。例如《隋书·裴矩传》中描述敦煌通西域的三条道路中的后两条道时说，从敦煌经葱岭、苏对沙那、波斯达于“西海”；又说，从敦煌经葱岭、吐火罗、北婆罗门亦达于“西海”。这两个“西海”分别是波斯湾和阿拉伯海，同于东汉时代的“西海”。而裴矩所述的第一条道却说，从伊吾（今哈密）经南西伯利亚、欧亚草原至拂林国，达于西海。这里的“拂林”乃指拜占廷帝国，而“西海”显然是黑海或地中海。公元751年唐军在怛罗斯为大食战败，大批唐军被俘后被押往大食，《通典》的作者之侄杜环在行。他在大食留居达12年之久，返回中国后著《经行记》，提到弗林“常与大食相御，西枕西海，南枕南海”。这里的“西海”也是指今地中海，而“南海”则显然是指今“红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