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阿里神道碑铭》看南印度与元朝及波斯湾的交通

元刘敏中《中庵先生刘文简公文集》（简称《中庵集》）中有《敕赐资德大夫中书右丞商议福建等处行中书省省事赠荣禄大夫司空景义公不阿里神道碑铭》（简称《不阿里神道碑铭》）。碑文中有今南印度东海岸马八儿国的资料。笔者在《元代摄思廉、益绵、没塔完里及谟阿津等四回回教职考》（注：载《西北民族文丛》1984年第2辑。）一文的注释中（56），对碑文进行了初步讨论，但离问题解决尚有距离，后见陈高华1980年文《印度马八儿王子孛哈里来华新考》（注：《南开大学学报》1980第4期。），心中存疑半为冰释，但似稍嫌不足。

最早提出元代马八儿王子孛哈里来华问题的是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蒲寿庚考》一书（注：陈裕菁汉译本，中华书局，1954年，第88—89页。），其主要根据是成书于1485年的朝鲜史籍《东国通鉴》卷40《忠宣王一》的记载，忠烈王二十四年（1298）六月：

马八国王子孛哈里遣使来献银丝帽、金绣手帕、沉香、土布。先是，王以蔡仁揆女归丞相桑哥。桑哥诛，帝以蔡氏赐孛哈里。孛哈里与其王有隙，奔于元，居泉州。至是，以蔡氏故，遣使通之。

桑原氏还进一步推论：波斯湾怯失（Kish）岛国有王子法哈耳乌丁·阿合马（Fakhr al-Din Ahmad），受波斯伊利汗合赞之命使元，居数年后踏上归程，于1305年，在赴马八儿的旅途中病逝。此人即孛哈里。桑原氏对上述朝鲜史料解释的前半部饶有趣味，惟他把孛哈里比附为伊利汗合赞使臣法哈耳乌丁则牵强附会，难以自圆其说。

陈文多有发明，他首先指出《东国史鉴》所记，乃本于1451年成书的郑麟趾《高丽史》卷33《忠宣王世家一》（第514—515页）。其次，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陈高华把《不阿里神道碑铭》中提到的“西洋国”考定为马八儿，并认定《元史·马八儿等国传》中提到的马八儿国丞相不阿里，与《不阿里神道碑铭》中的不阿里，以及朝鲜史料中提到的孛哈里是同一人。陈高华还正确地把《不阿里神道碑铭》中出现的海外“亲王阿八合、哈散二邸”，解释为先后得立为伊利汗的阿八哈和合赞。陈文把朝鲜史料中提到的孛哈里“与其国主有隙，奔于元，居泉州”，并得赐蔡氏，与《马八儿等国传》中提到的不阿里同其国主的矛盾，以及《不阿里神道碑铭》所记不阿里入元后得赐蔡氏，居泉州的记载联系起来。总之可以说，由于陈文的发表，有关孛哈里与不阿里勘同的问题，以及有关《不阿里神道碑铭》中印度与元朝往来的记载问题，均已获得较为满意的解决，比起桑原骘藏来，确实前进了一大步。

《不阿里神道碑铭》记曰：“按礼部事状”，不阿里“本名撒亦的，西域人”。撒亦的，陈高华已把它复原为Sayyid。这个字在《元史》中又音译作“赛夷”，今译音为赛义德，乃阿拉伯语，指亲王、领主或以个人资质、出身而著称的人。在这后一层意义上，Sayyid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几乎都是指穆罕默德的后裔。

碑文继之又记曰：撒亦的“远祖徙西洋”。西洋，如前所述，是宋元时代中国对马八儿的别称。马八儿乃阿拉伯语ma’bar的音译，意为滩头、渡口、摆渡，其复数为ma’abar。以名观之，这里是印度南部的伊斯兰化地区。印度北部的伊斯兰化，几乎完全是历史上西亚和中亚的伊斯兰国家武力入侵造成的。但是马八儿这样位于印度南部地区的伊斯兰化，却是由回回商业势力造成的。至少，这种伊斯兰化在社会上层已很普遍，因为除不阿里父子外，《马八儿等国传》提到其国的另一位宰相马因的，不阿里遣往元朝的使臣札马里丁，其国王称呼算弹，皆为阿拉伯文。又《元史》所载延祐元年（1314）闰三月，有马八儿国主昔剌木丁和其臣爱思丁（注：《元史》卷25《仁宗纪》。），他们的名字也都是阿拉伯文。至于社会下层，《马可波罗游记》说马八儿的国民是偶像教徒（注：《马可波罗游记》穆勒、伯希和英译本（Marco Polo，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tr.by A.C.Moule&P.Pelliot），伦敦，1938年，第387—388页。），《元史》中载至元二十四年（1287）世祖派畏兀儿人亦黑迷失使“马八儿国，取佛钵舍利”。（注：《元史》卷131《亦黑迷失传》。）马八儿之名何时出现，目前尚不清楚。这个国家在宋明的汉文史料中先后被称为注辇（Cola）和锁里。从现有材料判断，“注辇”是这个地方的本名；“马八儿”（Ma’bar）则是回回商人所起的阿拉伯文名字，或是当地伊斯兰化后出现的名称，而“西洋国”，则是中国人对它的称呼，这个名字大约出现在宋元之交。

不阿里的故乡曰哈剌哈底，这个地方，陈文说：“不见于我国其他记载，其地方不可考。”波斯湾口古忽鲁谟思国对岸（今阿曼）有古城，名Qalhāt，今为废墟，应该就是不阿里的故乡哈剌哈底的遗址。实际上，Qalhāt这个词经突厥人或蒙古人之口唸出，由于突厥蒙古语的元音和谐律的作用，词中的无摩擦送气辅音h，在与后元音相遇时，自然地发作kh，于是这个词读作Qalkhāt，由此再经汉人重译音写，就成了哈剌哈底。而如果不经过突厥人或蒙古人的中介，汉人直接从回回人口中听得读音，转写出来，哈剌哈底这个名字中的第二个“哈”字，很可能不译写出来。伯希和已注意到Qalhāt（哈剌哈底）就是赵汝适《诸蕃志》中的伽力吉（注：伯希和：《马可波罗注》（Notes on Marco Polo），巴黎，1959年，第138页。），此乃阿曼最古之城市，东距今佐法尔约九百公里，位于海边。

这样，哈剌哈底又可勘同为《马可波罗游记》中的Calatu（注：《马可波罗游记》穆勒、伯希和英译本，第444页。）之地，冯承钧把这个地名译为哈剌图。（注：《马可波罗游记》冯承钧汉泽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769页。）其实Calatu的读法在当时汉籍中出现过。《大德南海志》中，阔里抹思（忽鲁谟思）条下，紧接着就写着一个地名：加剌都（注：《大德南海志》残本，北京图书馆藏本，卷7，诸蕃国，第21页。《大德南海志》原书20卷，今存元刻本6—7卷。阔里抹思（忽鲁谟思）几个字在元刻本中较淡，但仍可辨认。），它显然就是《马可波罗游记》中的Calatu。Qalhāt这个词中的无磨擦喉音h，在用缺乏这种音位的语言读时，极易失落，马可波罗的Calatu（注：16世纪时，葡萄牙人称之为Calalyate，也是一个证据。），《诸蕃志》中的伽里吉和《大德南海志》中的加剌都就是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