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三宗罪（第2/2页）

科举的第三个大问题是助长了读书人的利禄之心，只知有举业功名，不知有天下和百姓，只知有官爵品级，不知有人格和善恶，进而连累全社会弥漫着浓郁的官本位思想。功名恶化为评判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腐蚀了社会的道德良知。一部《儒林外史》汇集了许多活生生的例子，书中满是触目惊心的话：“有操守的，到底要从甲科出身。”“如果有学问，为什么不中了去？”“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荣宗耀祖……人生世上，除了这件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

先秦时代的读书人就有很功利的利禄思想，将学问和能力作为追求富贵的工具，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有这样的想法，无可厚非，只要它没有充斥于整个脑袋，没有成为言行的主流就行。政府也很早就用高官厚禄来吸引士人。只是，科举制强化了这种做法，放大了读书人的利禄之心。它把科举入仕捧为官场正途，视其他途径都是异途，给予有功名的读书人极大的实利和虚名，让社会错误地在“荣华富贵”、“科举功名”和“读书应试”三者之间画上等号。宋朝的皇帝宋真宗赵恒就是宣传这一思想的急先锋。他写了一首流传甚广、宣传效果很不错的《劝读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于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有了皇帝的提倡，有了金钱车马、良田美眷的现实诱惑，读书人一头扎进“学而优则仕”的追求中去。

清代畅销书《儒林外史》第十三回通过一个读书人之口讲述了对科举事业（举业）的态度：“‘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到汉朝，用贤良方正开科，所以公孙弘、董仲舒举贤良方正；这便是汉人的举业。到唐朝，用诗赋取士；他们若讲孔孟的话，就没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会做几句诗；这便是唐人的举业。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学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讲理学；这便是宋人的举业。到本朝（明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孔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哪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这位读书人把整个读书人和官场的关系都用“举业”二字串起来，什么选拔标准在他看来都是“举业”，读书人要不断适应变化的标准只为求得一官半职，仿佛做官就是读书人的使命。话虽然直白，倒也坦诚，把明清社会的逐利之心、读书人的求禄之举暴露无遗。

几百年来，科举制度饱受诟病。但探本究源，科举的立意和出发点是无可指摘的。科举的三宗罪（程序误人、权力舞弊和助推官本位思潮）并非由它的内核必然衍生而来，绝非是它的本意。

在中国的环境中，又有哪项制度能摆脱这些问题呢？任何制度都不能保证后生的技术规定不会脱离制度内核；权力始终是飘荡在任何制度头上的一道阴影。而官本位思潮早于科举而生，科举助长错误思潮的确不应该，可它和其他制度一样，也是这股思潮的受害者。对官位的追逐、权力网络泛滥和人情世故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顽疾，病因肯定不是科举制。相反，如果科举能够摆脱这些濡染，真正贯彻开放、公平、公正的理念，量才而用，那必能吸纳天下贤才，让寒士开颜、世家子弟奋发。它毕竟是古代中国人经过几千年的挑选，试验了多种选才制度后设计出来的成果。在看到科举流弊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发现它提高了社会流动性，选拔出来不少有真才实学的人物。许多人才并没有被科举的问题打倒，而是走出科举的羁绊，在这套制度中获得了实现价值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