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俾斯麦的时代（第2/4页）
社会民主党在德意志政界则更显格格不入。它的首任领袖费迪南德·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不合时宜地丧命于一场为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名誉而进行的决斗，将这个社会民主派阵地托付给了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这个木匠反而使自己成为最令人尊敬的社会民主党领袖。追随者们自豪地称他为“工人们的俾斯麦”。在德法战争期间身处监狱的倍倍尔刻苦研读马克思著作，但他并不拘泥于书本，而是尽力从实际出发。俾斯麦在针对倍倍尔及其党徒的遣散令里总称他们为“帝国敌人”——但实情却是，倍倍尔和他的同志在1871年帝国议会的席位屈指可数，根本不是俾斯麦所言的那样会反对国家统一。他们想要的是另一种德意志，而不是俾斯麦搞的专制独裁，他们想要的德意志不搞纯粹的资本主义，是一个繁荣昌盛、充满关爱的市场经济国家。
倍倍尔永远不会有过于功利之嫌：他曾赞美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全欧洲无产阶级的先驱，也是德国工人仿效的楷模，却完全忽略它的暴力过程。不过，幸运的是，倍倍尔并没有表达要进行暴力革命之意，当老皇帝威廉一世在1878年和1879年两度遇刺，两宗刺杀案嫌疑犯不约而同地道出同情社会民主主义的供词时，倍倍尔立刻例举社会进化的理论，说服群众相信“历史车轮”不可阻挡的真理——德国工人只想推动社会进步而无意夺权。借此，他成功地把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同俄国及其他国家所暴露出的无政府主义和“革命恐怖”区别开来。多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实际上比较具有小资产阶级色彩，并且遵从实用主义。他们会在游行时穿着黑西服，戴着礼帽，身上仍旧保留着那些延续数个世纪的行会生活痕迹。工人们一心期待着成为幸福社会的一员，现在正离这个希望国度的目标越来越近。
受限于那部回应皇帝遇刺而在1879年颁布的《反社会党人法》——该法实际上是为俾斯麦组建一个全新的支持他的多数派而颁布，社会民主党尽管独受其害，但并未被彻底镇压。该法令只允许社会民主党人留在帝国议会议政，而不得举行工人运动。12年后，社会民主党在工业中心的投票份额逐渐蹿升至超过四分之一，而自由派则丧失了原先获得的支持，在数量和影响方面呈现下滑趋势。这些或多或少证明了俾斯麦半心半意的《反社会党人法》的失败，而在俾斯麦下台后，该法令便在期满后失效，并未得到延续。
德意志帝国的政治体制把君主专制和议会民主两大要素结合在一个不稳固的相互妥协中。当时，这被称为“德意志式宪政”。联系德国置身中欧的地缘政治背景，这一宪政模式是有其合理性的。俾斯麦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不须设立政府，而只须设置一名承担政治责任的帝国首相，即首相和他领导的少数高级官吏。俾斯麦在宪法确立之时就明白，宪法没有明确指出谁赋予了这种责任：君上赋予的？最有可能！历史赋予的？毋庸置疑！议会和选民赋予的？最不可能！当然，国务大臣是不能缺的：一名财政大臣、一名外交大臣、一名海军大臣、一名邮政大臣、一名内政大臣、一名司法大臣。但是，一名理应接受议会质询财政预算、军费支出等繁缛事务的大臣却故意不加设置。这样军队预算就只能由普鲁士战争部决定，而其他一切事务皆由皇帝负责——而非国家负责——通过军权这一国家军事核心接受君上裁决，因为君上享有通过军事内阁（Militärkabinett ）调动和部署军队的皇权。
帝国大臣不能兼任议会议员，这意味着他们孤掌难鸣，而只能向俾斯麦一个人倾诉想法。一切重大政务都由普鲁士邦政府处理，并由普鲁士邦内阁负责监督。普鲁士邦大臣在级别上也比一些帝国大臣要高。在这种体制下，不仅帝国联邦的话语权微弱，而且一些邦也无法推行任何有效的管理措施。此外，除了军事预算受限外，普鲁士的军事专制主义色彩并未褪去，但决定军事预算的投票也不是一年一度，而是故意提前几年举行。只要俾斯麦还保持着对普鲁士国王、德意志帝国皇帝的影响，那么这位铁血宰相就是帝国的实际统治者。
德意志帝国议会尽管并非毫无权柄，但却无法通过投票从官僚中组建一个政府。如果政府不能寻求或组建多数派，那么政策就很难顺利施行。但是，在同议会和政党的斗争过程中，大批利益集团、游说团体及媒体开始在这场名为“德意志政体”且没有门槛的大戏中粉墨登场。这场大戏在某种程度上带有民主色彩，特别是宪法明文规定了一人一选票的选举制度。但是，无论怎样，这个帝国制度还是有效的。它将种类复杂、矛盾尖锐的各个利益集团带进了一个连最纯粹的民主国家都不敢想象的政治进程。
这位铁血宰相竭尽所能去克服自己发起的白色革命产生的各种不良后果，最终取得了成功。他小心地规划内政方针，力图维持一种容克地主阶级的利益至上的社会平衡。然而，与不断壮大的工业相比，俾斯麦的苦心经营注定会失败，因为工业化在解决快速增长的人口的就业问题上无论如何都是举足轻重的。一方面，1878年的法令剥夺了社会民主党的权利；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补充手段，俾斯麦开资本主义之先河，创立了养老、疾病和工伤方面的国家保险制度。这种保险制度创立于1883年，并且随后很快演变为国家监督、自行管理的大型保险体系。为了赢得天主教选票，俾斯麦向天主教发起的攻击不得不告一段落。殖民扩张的宣传一度受到大肆鼓吹，不过因民众并不热衷而失败。到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萧条来临之时，国内政局随之蒙上阴影，贸易保护主义分子与贸易自由主义分子展开争斗：前者主要以容克地主和重工业资本家为代表；后者主要以出口导向型机器制造商、社会民主派和自由派左翼为代表。
在对外政策上，俾斯麦几次三番地对外宣扬其珍惜和平、大陆均衡和维持现状等主张。他开始从寻求紧张的单一联盟转变为重拾1815年维也纳会议达成的欧洲势力均衡的智慧法宝。此时，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Franz Josef I）正需要外部和平以巩固其多民族帝国的内部统一。俄国沙皇也需要外部和平以镇压铁蹄下民族意识觉醒的波兰人——波兰已于18世纪末被俄、普、奥三国瓜分。俾斯麦尽心培育着同俄、奥两国的同盟关系，但随着巴尔干斯拉夫人对土耳其统治者压迫的反对日益激烈，维持三国同盟越来越难，早年大力宣扬的“三皇同盟”可能会以各方大打出手而收场。俄国国内掀起声势浩大的泛斯拉夫主义运动，迫使沙皇以支援斯拉夫同胞之名介入巴尔干，而那里更多的是塞尔维亚人。但是，巴尔干地区的民族主义以任何形式抬头或是有其他国家进行干涉，对于奥匈帝国来说都是极其危险的。俾斯麦曾向俄国人保证，声明巴尔干“不值得浪费普鲁士军人的生命”。然而，这并未阻止俄土战争导致的奥、俄两国矛盾的激化。于是，俾斯麦不得不于1878年夏在柏林召开了一次欧洲会议进行斡旋。凭借这次会议，俾斯麦暂时保住了奥方的脸面，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英、俄两国为争夺东地中海沿岸控制权而可能爆发的大战。俾斯麦口口声声说自己只扮演一位“公平的哥们”——而他聘请的银行家格尔森·冯·布莱希罗德（Gerson von Bleichröder）却说事实并非如此。至少，对会议失望的俄国人不会感谢他，俄国鼓吹泛斯拉夫主义的新闻界也开始煽动反德情绪，同时，沙皇还给他的德意志帝国皇帝舅舅送去一封措辞气愤的信，在信中抨击了俾斯麦及其对英、奥两国的袒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