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葬送和平的和约

1918年11月，德国终于与协约国签署了那项姗姗来迟的停战协定。早在10月，德国后院便爆发了舰队哗变，水兵们拒绝服从海军部出海同英军做无谓牺牲的命令——旗帜飘扬地战至最后一弹而光荣沉没。武装水兵们建立了兵工代表委员会，军规的戒律被废除。水兵们撕扯下制服上的领章便匆匆坐上火车奔向全国各地，向民众散布战争结束的消息，并宣传革命就是对过去痛苦的最好回答。仅仅过了几天，德国各大城市便迅速插上苏维埃的红旗，革命委员会纷纷成立，激进的标语也贴满大街，人们此刻无不受到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鼓舞。

这真的就是人们想要的革命吗？是也不是，不是也是：正如它的爆发那样，它算得上一场革命，至少这个民族遭受了许多痛苦最终发出呐喊，只因为他们丧失了对统治者的信心，且肉体上精疲力竭、精神上陷于绝望。它又算不上一场革命，因为没有人为创造一个新德国、一个新社会或一个人类新时代进行过精心的谋划。不过，它也算不上是对过去四年一切痛苦的血腥报复，而更像是一个千疮百孔的混乱国家的领航者们被推翻，人民的理想被动摇，民族的自尊荡然无存。战争不仅摧毁了德国人对未来的幻想，也摧毁了德国人对过去的留恋。帝国总参谋部的元帅们曾经奉劝德皇，他只有像英雄一样战死沙场才可能带来拯救霍亨索伦王朝的机会。不管这是否属实，威廉二世还是怯懦地选择踏上舒适的火车，逃到愿意向他提供避难的中立国荷兰去了。就在抵达荷兰边境时，他所提出的第一个要求不过是要满满一杯英式早茶。那场由他推波助澜的大灾难被毫不留恋地抛在脑后。他撰写的回忆录也因内容空洞而让德国历史永远地淡忘了他。

帝国总参谋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几百万德军从俄国、乌克兰、意大利北部、法国和比利时有序地撤回国内。帝国政府尽管握有大权，但还是失去了对国内的控制。首相马克斯·冯·巴登亲王很乐意正式将自己的权柄——那点有名无实的权力交给社民党人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他是帝国议会社会民主党主席，是工人联合会委员，也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人。巴登亲王语重心长地告诉他，国家的命运现在已经由他掌控；艾伯特诚惶诚恐地回敬道，他已经义无反顾地为德意志牺牲掉了两个儿子，必定会竭尽所能地挽救德国。但是，在合法政府尚未按部就班建立的情况下，谁能从乱局中脱颖而出继而执掌德国权柄，现在还未有定论。因此，一场争先恐后地宣布德意志共和国成立的竞赛在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先后发生：德国共产党创始人卡尔·李卜克内西在霍亨索伦皇宫的阳台上宣布了“社会主义共和国”诞生，而社会民主党领袖菲利普·谢德曼则在议会阳台上宣布“议会民主制政府”成立。李卜克内西是共产党人中的激进派，而谢德曼则是中间派工人阶级的领袖。这两种象征性的举动不仅昭示了德国各政治派别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也使得整个国家陷入内战的边缘。只有协约国占领的德国西部风平浪静——那里的广大中间阶层的百姓更欢迎协约国，因为敌人能建立秩序，而自己人只会带来动荡。

艾伯特马上出面组建临时革命政府“人民委员会”。尽管它的名字的确具有革命气息，但是里面的六位委员都是温和派社会主义者与社会民主党人。因而，国家得以在大选正式举行前有了一个过渡政府，以便国民议会有充分时间设计新的宪法秩序。德军总参谋部已迁到卡塞尔，直接接受兴登堡总参谋长所任命的军需总监——威廉·格勒纳将军（Wilhelm Groener）的指挥，正急切地盼望一个能代表他们的民主政权；而柏林那个“人民委员会”此时也急切地需要一支有效的武装力量以平息那场由左派社民党人的革命组织——斯巴达克派（Spartacus）掀起的内战。因为斯巴达克派已经迅速地改组为德国共产党，同时他们希望将胜利建立在那些革命士兵和他们的枪杆子的基础上，建立在激烈地反对工人联合会的基础上，建立在苏俄援助的基础上，建立在国内整体防务空虚的基础上。

帮助德意志由帝国转变成共和国的要素有四个，并不包括苏维埃。第一，工人联合会领袖们已被艾伯特及其军队盟友收买，因此拒绝一切布尔什维克革命。第二，职员阶层早在战前就和工人联合会结成联盟，建立了“中央劳动委员会”——他们尽一切所能要把革命骚乱演变成争取更高工资、更好工作条件的请愿运动。这样，八小时工作制得以建立，工人委员会得到合法地位，最低工资标准也获得明文确立。不过，这些福利措施在通货膨胀的冲击下马上会变得苍白无力。第三，军队将领们与艾伯特的柏林“人民委员会”达成一项共存共荣的交易。艾伯特答应保障他们的权力，他们反之也承诺力保柏林要员们的安全。这一交易意味着，社会民主党提出的没收大企业、大地产的社会主义施政纲领将不会兑现，尽管工人们提出的要求马上获得了满足。第四，除了柏林艾伯特政权和卡塞尔格勒纳武装，西方协约国拒绝同任何其他政权开展议和。这一点起了关键性作用：协约国的胜利者们急需一个德国政权，可以无条件接受他们操纵下的巴黎和会所指定的一切和平条约。

柏林当局、卡塞尔最高统帅部和大企业资本家形成政权铁三角。他们想让士兵回到家里去、让企业重新步入和平年代的生产秩序上去，想进行和平谈判，还想建立一个议会制共和国。当街头革命正在柏林上演时，在1919年1月19日进行的国民议会大选中，中左派政党，即社会民主党、左翼自由派的德意志民主党和旧的天主教中央党以四分之三的优势获得多数。旧的民族自由党在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的领导下更名为“德意志人民党”，德意志保守党更名为“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共产党公开抵制这次大选，并认定这是资产阶级的阴谋；而边缘化的右翼激进民族主义分子也因不满而缺席，引起民众注意。

因为柏林街头的暴力事件时有发生，国民议会必须寻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小城魏玛被定为会议举办地，并不因为它同歌德（Geothe）和席勒（Schiller）的历史渊源，而因为这个坐落在图林根的小城较为安宁；并且，这儿的国家剧院足够宽敞，能容纳很多人参加的宴会，不过最关键还是这里能远离共产党的行动。实际上，在制宪会议期间，魏玛已经受到梅克尔将军（Maercker）指挥的德国自由军团（Freikorps ）的警卫——那是众多由退役军人自发组成的雇佣军组织中的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