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国民立法议会时期

——1791年10月1日到1792年9月21日

为获取自由,吉伦特派先是寄希望于法令,并发动了6月20日的事件,但没有成功。随后,他们决定推翻王权,捍卫革命果实,发动了8月10日的起义。因此,可以说,要是没有贵族的逃亡和僧侣的叛乱,国王可能会接受宪法,那么,建立共和的革命也就无从开始了。

立法议会与国王的关系

1791年10月1日,新的国民立法议会开幕,它表示将坚决维护新制度,尊重自由法国的缔造者。开幕会上,立法议会庄严地接受了宪法全文,所有议员起立、脱帽,并向宪法宣誓:不自由毋宁死。旁听席上响起热烈的掌声。在向制宪议会代表表示感谢后,立法议会随即开始运转起来。

新成立的立法议会在当时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还缺乏稳固性,并且容易受人控制,与国王的关系也并不融洽,相互之间缺乏信任与合作。宫廷在制宪会议期间丧失了很多特权,现在希望通过立法议会进行恢复。为了向国王报告立法议会的成立,议会派出了六十人的代表团,但只见到了司法大臣,并被告知第二天中午才能得到国王的接见。宫廷在这件事上的缺乏考虑,使代表团的成员们觉得受到了侮辱。当受到接见时,身为代表团团长的迪夏斯特尔简短地对国王说:“陛下,我们是来向您报告国民立法议会成立的。”路易十六也相当冷淡:“我在星期五以后才能到你们那里去。”国王对待议会的这种不明智的态度,严重伤害了人民对国王的感情。议会认为,代表团团长对国王的言行是正确的,并立即决定在迎接国王的仪式问题上实施报复性的行动。以往议会迎接国王时,按照仪式规定,必须称呼国王“陛下”或“主上”,并且特设一把御座式的扶手椅供国王落座。国王坐下或起立的时候,代表们必须起立脱帽。现在大多数议员觉得,作为最高权力机关,没必要向国王这么低三下四。有议员建议将对国王的称呼改为“法国君王”,也有议员建议只给国王设一把普通扶手椅。尽管还有少数代表不太赞成,但少数服从多数,议会很快表决通过了这两项决议。消息传到立宪派那里,他们认为立法会议过分苛刻和偏离原则,强烈反对这样大不敬的决议。这时也有消息传来,如果议会真这么决定的话,国王将不再出席。最终,议会取消了这项决议。这次的风波算是平息了。

双方终于尽弃前嫌,当路易十六来到时,立法议会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和极大的尊重。国王发表了主旨为全面和解的讲话。他指出,立法议会和国王之间,应该相互信任,互相支持,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双方都是热爱祖国的,有着共同的利益。只有精诚团结,才能粉碎敌人的离间和进攻,才能保障公民的财产和信仰,才能保障行政的公正实施,才能留住那些意图离开的人们。他还就所关心的财政、贸易、民法、工业以及如何巩固新政权等问题向议会提出建议,并承诺将整顿军纪,壮大法国的武装力量保卫国土。这些话语,引起了议员们的普遍共鸣。

但是,在当时的法国,这样的美好愿望还难以变为现实。贵族和僧侣这两个阶级,由于利益没有得到满足,处处与革命为敌,千方百计地阻挠革命,掀起了党派之争。很快,立法议会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由于僧侣在国内掀起了骚乱,逃亡贵族开始集结武装,反法同盟也准备进攻,立法议会只得朝着不可预料的方向发展。这一发展,甚至超出了自身的权限。

左派右派和中间派

立法议会成立过程中,由于宫廷、僧侣以及贵族不能左右选举,所以立法议会的成员,大都是倾向革命的平民派。同前一个议会相比,本届议会的代表都是反对专制和特权的。由于制宪会议的议员不能连任,选举时要求候选人品德高尚,再加上各俱乐部的积极影响,原本在制宪议会占少数的平民派,如今却成了议会的主要力量。随之而来的是,议会中很快又出现了各种不同的主张和各个党派。

立法议会和制宪会议一样,也分为右派、左派和中间派,但这三派的性质完全不同。

右派完全是由立宪派组成的,主张用法律保护革命。马蒂厄·迪马、拉蒙、沃布朗、伯尼奥等人是这一派别的核心人物。右派不但得到福扬俱乐部和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也受到国民自卫军、军队和各郡的政务厅以及所有的普通权力机关的拥护。右派是个温和派,由于在议会中不占优势,很快被政敌左派占据了巴黎市政府这个重要阵地。

左派主张用一切办法保护革命,并组成一个实为从中产阶级向人民大众过渡的政党。由于这个政党的主要人物韦尼奥、戈代、让索内和普罗旺萨尔·伊斯纳尔,都是吉伦特郡的著名演说家,所以得名吉伦特派。该党的主要首领是制宪会议期间曾任巴黎市政机关官员的布里索。布里索对法国内外的形势把握准确,思想敏锐,主张全面改革,拥有很高的威望。秉承民主思想的孔多塞则以深谋远虑著称。左派的活动家是热情而果断的佩蒂翁,他谈吐通俗,平易近人,很快便得到巴黎市长这个职位。

左派中还有一个由夏博、巴齐尔和梅兰·德·提翁维耳等人组成的一个小派别。这些人在吉伦特派里相当于制宪议会左派中的佩蒂翁、比佐、罗伯斯庇尔。作为吉伦特派的辅助组织,这个小派别在议会外掌握着一些俱乐部和群众。但真正的派别领袖却不是他们,而是罗伯斯庇尔、丹东、卡米尔·德穆兰、法布尔·德格兰丁以及桑泰尔。这个小派别只能以附属地位进行活动,虽然有整整一个阶级的支持,但要想建立自己的政权,在现阶段还是不大可能的。

完全拥护新制度的中间派作风温和,但力量过于弱小,很难在政治的漩涡中劈风斩浪。国家需要激励人心的主张和在野党派,所以中间派失去了作用,并很快被强势的左派所兼并。

逃亡贵族和僧侣的反抗

由于制宪会议时期贵族和僧侣这两个阶层失去了特权,他们便对革命持敌视态度。立法议会面临的处境日益艰难,只能设法压制这些阶层的反抗。路易十六批准宪法时,两个王弟——孔代亲王和波旁公爵提出反对,不建议进行和解。他们认为,国王必须保留旧君主制度时的一切权力。他们的抗议得到王权拥护者的积极响应。军官带领士兵从建制地逃到国外,贵族也放弃城堡出逃。逃亡贵族使出多种手段反抗革命。他们主动接走拖延不走的人,威胁不肯逃亡的贵族,逼迫他们就范,在荷兰和毗邻边境的选侯领地,建立了所谓的“流亡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