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索兹尼叔侄

意大利的宗教改革从没有成功过。事实上它也不可能成功。首先，南部的人并不把宗教看得很重，犯不上为它而刀枪相见；其次，紧靠罗马，它是宗教法庭的中心，五脏俱全，随便发表个人见解是很危险的，而且还得付出巨大的代价。

不过，半岛上居住着成千上万的人文主义者，他们中间当然会有几匹害群之马，重视亚里士多德而轻视圣克里索斯顿。但这些人也有许多机会来发泄多余的精神力量，有俱乐部、咖啡馆和注重礼节的沙龙，在这些场所，男男女女可以发挥知识上的激情又不得罪帝国。这一切都是那样悠闲宜人。其实生活不就是调和吗？它过去不是一直这样吗，难道在世界的末日到来之前就不调和了吗？

为什么要为信仰中的琐事而大动肝火呢？

经过几句介绍之后，读者在我们的两名主角出场的时候，也就不会再希望有大吹大擂或鸣枪放炮的声音了。他们是说话斯文的绅士，做事情来既郑重又愉悦。

索兹尼叔侄

然而，在推翻使人受难许久的暴政上，他们的贡献却比那支咋咋呼呼的宗教改革大军还要大。不过，这也是一件无法预见的怪事，可事情确是发生了。对此，我们谢天谢地，可是要问是如何发生的，哎呀，我们却弄不太清楚。

在理智的葡萄圆里默默干活的这两个人姓索兹尼。

他们是叔侄。

出于某个不明的缘故，叔叔雷利欧·弗朗西斯科拼写名字时用一个“Z”，而侄子福斯图·保罗却用了两个“Z”。不过，人们更熟悉他们名字的拉丁文形式“Socinius”（索西尼厄斯），不熟悉意大利文的形式“Sozzini”（索兹尼），我们可以把这个细节留给语法学家和词源学家去解决。

在影响方面，叔叔远不及侄子有影响力，因此我们先谈叔叔，然后再讲侄子。

雷利欧·索兹尼是锡耶纳人，出身于银行家和法官世家，命中注定在博洛尼亚大学毕业后要以法律为业。但他和许多同代的人一样自行其是地搞起神学来，不再研习法律，而是一心摆弄起希腊文、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最后（也像大多数同类人的结局一样）成为理智神秘主义者——既很通晓世故，又不那么老练。这听来很是复杂，不过能理解我意思的人用不着进一步解释，不能理解的人我再费唇舌也没用。

然而他的父亲对儿子能否成为世界文学圈中的人物感到怀疑。他给了儿子一张支票，让他出去长长眼界。于是雷利欧离开了锡耶纳，在以后的10年里从威尼斯到日内瓦，从日内瓦到苏黎世，从苏黎世到威登堡，然后又到伦敦、布拉格、维也纳和克拉科夫，不时在城镇或小村里住上数个月或一年半载，希望能找到有意思的伙伴和学到一些有趣的新东西。在那个年代，人们一谈起宗教就没完没了，就像如今我们谈生意一样。雷利欧搜集了一大堆五花八门的奇谈怪论，由于他竖起耳朵四处打听，所以他很快便熟悉了从地中海到波罗的海的各种离经叛道的异端论调。

不过当他携带着知识的行囊抵达日内瓦的时候，迎接他的是客气但绝非友好而热情的接待。加尔文那双暗淡的眼睛疑心重重地望着这个意大利来访者。他是个出身高贵的杰出青年，不像塞尔维特那样贫困且无亲无靠。可是据说他倾向塞尔维特。这可太烦人了。按加尔文所想的，随着对那个西班牙异端派的火刑，支持还是反对三位一体就已经确定了。其实，恰恰相反！从马德里到斯德哥尔摩，塞尔维特的命运已经成为人们谈论的主题，世界各地思想严肃的人开始站在反对三位一体的一边。这还没有完。他们还利用古登堡的该死发明——印刷术来向四面八方传播自己的观点，由于离日内瓦很远，他们的言辞也往往不敬。

在这之前不久，出现了一本才学横溢的小册子，收录着历代教会神父对迫害和惩罚异端分子的事情所说所写的一字一句。在加尔文所说的“憎恨上帝”的人们、或按他们自己反驳的“憎恨加尔文”的人们中，这本书立刻大为畅销。加尔文已经放出风声，愿意和这个珍贵小册子的作者单独谈谈。不过作者早已料想到了这个邀请，明智地在书名页上删去了姓名。

据说他叫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曾经在日内瓦一所中学任教。他对形形色色的神学罪孽很有看法，因此招致了加尔文的憎恨与蒙田的欣赏。不过这件事并没有人证实，只是道听途说而已。不过呢，凡事一有人领头，便会有其他人追随。

因此，加尔文对索兹尼敬而远之，只是建议说巴塞尔的柔和空气比萨沃伊的潮湿气候更适合这位来自锡耶纳的朋友。待索兹尼一动身去著名的古伊拉斯米安要塞，他就衷心祝他此次行程一路顺风。

使加尔文暗自庆幸的是，索兹尼叔侄不久便引起了宗教法庭的怀疑，雷利欧被没收了基金，还发高烧卧床不起，年仅37岁便在苏黎世归西了。

他的英年早逝在日内瓦引起了欢腾，不过高兴的时期不长。

雷利欧除去遗孀和几箱子笔记本外，还有个侄子。这个侄子不仅继承了叔叔未问世的手稿，还很快成为更胜过叔叔的塞尔维特的热情追随者。

福斯图斯·索兹尼从小就像老雷利欧一样四处游逛。他的祖父给他留下了一小块不动产。他直到近50岁才结婚，因此可以把全部时间用在他喜好的神学问题上。

他似乎在里昂做过一段时间的生意。

我不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生意人，但他做买卖经营具体商品而不是精神财富的经历，似乎使他更坚信，如果对手在买卖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那么靠谋杀对手或发脾气是没有多大用处的。他在一生中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这种头脑在公司办公室里虽然司空见惯，但是在神学院里却比较罕见。

公元1563年，福斯图斯回到意大利。在返程中他造访了日内瓦。但他好像没有去拜访当地的主教。况且，加尔文那时已经卧病在床，索兹尼家族的人来访，只会徒增他的烦恼。

在以后的10多年里，索兹尼在伊莎贝拉·德·梅迪希那儿工作。但公元1576年在这位太太为结婚欢庆了几天之后，被丈夫保罗·奥希尼杀死了。于是索兹尼辞了职，永远离开了意大利，来到巴塞尔，把《圣经·旧约》中的《赞美诗》译成意大利的白话文，还写了一部关于耶稣的书。

从福斯图斯的作品来看，他是个审慎小心的人。首先，他的耳朵不好使，这样的人都天性谨慎。其次，他的收入来自阿尔卑斯山另一面的几块地产，托斯卡那的地方当局曾经暗示他说，被怀疑是“路德学说”的人在评论使宗教法庭不愉快的题目时，只要不过于胆大妄为就行。于是他使用了许多笔名，出版一本书之前，必须请朋友们传阅一遍，他们认为比较安全时，才送去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