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投降后的日本人

美国人有充分理由对其战胜以来在管理日本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感到自豪。美国的政策是8月29日通过电台发布的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的联合指令，并由麦克阿瑟元帅卓越地付诸实施。但是，引以自豪的理由却往往被美国报刊、电台中的党派性赞扬或批评而弄得暧昧不明，很少有对日本文化有充分了解者足以明确某项既定政策的恰当与否。

日本投降时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占领的性质。战胜国是应该利用现存政府，甚至包括天皇，还是应该把它废弃？是否应在美国军政府官员指挥下管理每个县市的行政？对意大利和德国的占领方式是在每个地区设立A. M. G. （盟军军政府）总部，作为战斗部队的一部分，把地方行政权掌握在盟军行政官员手中。战胜日本时，太平洋区域的A. M. G. 官员仍然预计日本也将建立这种统治体制。日本人也不知道他们还能保留多少行政方面的职责。波茨坦公告上只是说：“日本领土上经盟国指定之地点必须占领，以确保吾人于兹所示之根本目标”，以及必须永久排除“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之威权及势力”。

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向麦克阿瑟将军①发出的指令，对上述各节作出了重大决定，并获得麦克阿瑟将军司令部的全面支持。日本人将负责本国的行政管理和重建工作。“只要能促进满足美利坚合众国之目标，最高司令官将通过日本国政府的机构及包括天皇在内的诸机关行使其权力。日本国政府将在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将军）的指令下，被允许就内政行使政府的正常职能。”因此，麦克阿瑟的对日管理与盟军对德或对意的管理有相当大的区别。它纯粹是一个最高司令部，自上而下地利用日本各级官僚机构。最高司令部的通告发给日本帝国政府，而不是发给日本国民，或某些县市的居民。它的任务是规定日本国政府的工作目标。如果某位日本内阁大臣认为不可能实施，则可提出辞职，但如果他的建议正确，也可以修改指令。

这种管理方式是一种大胆的措施。但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一政策的好处十分明显。正如当时希德林将军（General Hilldring）②所说：“利用日本国政府这种占领方式所取得的好处是巨大的。如果没有日本国政府可资利用，我们势必要有直接运转管理一个七千万人口国家所必需的全部复杂机构。他们的语言、习惯、态度与我们都不同。通过净化并利用日本国政府，我们节省了时间、人力和物力。换言之，我们是要求日本人自己整顿自己的国家，而我们只是提供具体指导。”

当这一指令在华盛顿制定之时，许多美国人仍在担心日本人也许会采取倨傲和敌对态度，一个怒目而视、伺机报复的民族将消极抵制一切和平计划。后来证明这些担忧并未成为事实。其原因主要在于日本的特殊文化，而不在于有关战败民族和战败国的政治、经济等一般真理。也许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像日本这样顺利地接受这种信义的政策。在日本人看来，这种政策是从严酷的战败现实中排除屈辱的象征，促使他们实行新的国策，而他们能够如此接受，恰在于特异文化所形成的特异性格。

在美国，我们曾不断争论媾和条件的宽严，但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宽严，而在于严如其分，恰足以摧毁传统的、危险的侵略性模式，建立起新的目标。至于选择何种手段则应根据该国国民的性格和传统的社会秩序而定。普鲁士的权威主义不仅在家庭生活中，而且在市民日常生活中根深蒂固，这就需要对德国制定某种媾和条件。明智的媾和条款对日本应该不同于对德国。德国人不像日本人，他们不认为自己对社会和历史欠恩，他们努力奋斗，不是为了偿还无穷的债务或恩，而是避免沦为牺牲者。父亲是一个权威人物，如同其他占据高位的人一样，按德国人的说法，是“强迫别人尊敬他”，得不到尊敬就不舒服。在德国人的生活中，每一代儿子在青年时期都反对权威的父亲，然而他们长大成人后，与父母一样，最终还是要屈服于单调无味、没有激情的生活。一生之中的最高峰是青年叛逆的狂飙年代。

日本文化中的问题并不是极端的权威主义。几乎所有西方的观察者都认为，日本的父亲对孩子的关怀和钟爱在西方似乎很难见到。日本的孩子认为与父亲有某种真正的亲爱乃是当然的，而且公开夸耀自己的父亲，因此，父亲只要稍许改变一下声调，孩子就会按父亲的愿望行事。但是，父亲绝不是幼儿的严师，青年时期也绝不是反抗父母权力的时期。相反，孩子进入青年时期就在世人判断面前成为一位家庭责任的驯服代表。日本人说，他们尊重父亲是“为了练习”，“为了训练”，也就是说，父亲作为尊敬的对象，乃是等级制和正确处世待人的超人格象征。

儿童早期在同父亲接触中学到的这种态度成为整个日本社会的一种模式。位居等级制上层而受到最高崇敬的人，其自身并不掌握专断权力。在等级制中居于首脑地位的官员并不行使实权。上自天皇下至底层都有顾问和隐蔽势力在背后操作。黑龙会③式的超国粹团体的一位领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对东京一家英文报纸记者的谈话，最确切地说明了日本社会的这一侧面。他说：“社会（当然是指日本）是一个三角，它被大头针固定住一角。”④换句话说，三角形在桌面上，是大家都看得见的。大头针则是看不见的。三角形有时往右偏，有时往左偏，但都是围绕着一个隐蔽的轴而摆动。借用西方人常用的一句话就是，凡事都要用“镜子”来反映。力求专制权力不要露在表面，一切行动都显示对象征性地位的忠诚的姿态，这个象征性地位则经常不行使实权。日本人一旦发现那被剥掉假面具的权力的泉源时，他们就认为它是剥削，是与他们的制度不相称的，如同对高利贷者和暴发户的看法一样。

正由于日本人这样观察他们的社会，因此，他们能够反抗剥削和不义而不会成为革命者。他们并不打算破坏他们的社会组织。他们可以像明治时代那样实现最彻底的变革，而毫不批判其制度本身。他们把这种变革称之为“复古”，即回到过去。他们不是革命者。在西方的著述家中，有的寄希望于日本在意识形态方面掀起群众运动，有的夸大了战争期间的日本地下势力并指望他们能在投降前夕掌握领导权，还有的预言激进政策将在战后的选举中获胜，但他们都严重地错误估计了形势。保守派的首相币原男爵⑤1945年10月组阁时发表的下述演讲最准确地表达了日本人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