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敦煌：神与人，哀伤与辉煌

第二天，我们循着丝路上新老旅行者的足迹走出了守卫嘉峪关市的关城。古时候，商人在这里过关交税，旅行者在这里查验关文。一旦走到关外，他们便进入了茫茫沙漠，许多人在闯进未知之地前纷纷在城墙上提笔作诗，告别家乡。如今，人们仍然在墙上留下诗作，即便他们并不像以前那样生死未卜，伤心欲绝。

几十年前，朱德将军来到此地，留下了这样一首诗：

嘉峪关前产石油，

戈壁滩上建新洲。

六万人民齐跃进，

赢得繁荣争上游！

朱德诗中所指的新洲是嘉峪关以西150公里外的玉门新城。玉门是中国第一座油田的诞生地，早在1938年就开始生产石油。朱德提到的6万人民组成了20世纪50年代的采油大军。其实，这里更早的石油开采可以追溯到汉代，那时的中国人就发现地下火泉喷出的黑色液体可以点燃，并把它泼向来犯的敌军。

此时，我们开往敦煌的汽车驶过了通往玉门的岔路口，继续向西北方向的安西县行进。安西是唐朝驻守在中亚的重镇，它无疑是丝路上最有意思的城市之一。但是过去的痕迹已经荡然无存。19世纪的穆斯林叛乱摧毁了整个城市，而它的新貌不值一提。汽车停下来载上几个乘客，便告别了河西走廊，转弯向西朝着敦煌前进。我们终于把祁连山雪峰甩在身后，眼前的景色换成了甘肃荒原上的灰红色山丘。

虽然从嘉峪关到敦煌要坐9个小时的长途车，但我和芬恩这么多天来第一次感觉不错：我们俩都退了烧。为了庆贺我俩的痊愈，芬恩在长途车上作了一首诗，以此来纪念在嘉峪关的最后一晚。

丝绸之路退烧

祁连山上，盛开一轮明月，茫茫戈壁，铺满珍珠般银光。打开破窗，沙漠轻风拂面清凉，远望一队雪驼，痛饮欢畅。

9个小时的车程很漫长，但是，当我们在敦煌汽车站旁的饭店里发现冰啤时，旅途的劳累立刻烟消云散。我们来到了真正的绿洲。马路对面就是我们即将下榻的宾馆：飞天宾馆。飞天译成英语就是“flying apsara”，“apsara”指飞舞在佛祖旁边散花或吹笛的天神。可是我一说“apsara”这个词就结巴，于是我就用“asparagus”（芦笋）代替。如果有“飞天”读到这本书，我要对他们说声抱歉。

我们坐在飞天宾馆对面的饭店里啜着啤酒泡沫，这才突然意识到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我们看见厨房里有土豆，就请厨师切上几个，油炸一下。厨师有点迷惑，不过还是完美地执行了我们的指令。接下来的几天，我俩点了很多盘炸薯片，以至于这道菜都上了饭店的菜单。这也许是我们在丝路上对东西方文化交流所做的一个贡献——炸薯片。

解决了饥渴问题后，我们穿过马路，入住宾馆。飞天宾馆是精打细算的旅行者的夜总会，这倒并不是因为它很便宜。这里是敦煌，是每一个丝路上的旅行者都要经过的地方。飞天宾馆的价格还算合理：150人民币，即30美元。但对精打细算的人来说，可以接受的价格是2～6美元，有个床位，大厅里有淋浴间就可以。然而，我们选择住在飞天宾馆并不是因为价格实惠，而是它的地理位置。

它就位于汽车站对面的马路上，寻找住处的游人最先在这里停下。而最终住在飞天宾馆的人们成为旅行情况的主要信息来源，不仅有关丝路消息，还包括进藏的交通路况，而拉萨只是刚刚对外国人重新开放。

另外，宾馆对面的汽车站提供了去往莫高窟唯一的廉价交通工具。这就是我们以及其他所有丝路游人到敦煌之后选择住在这里的缘由。

城东的莫高窟无疑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佛教艺术宝库。而这些洞窟的存在使得敦煌成为全中国最值得游览的地方之一。我们头天晚上买好了去往莫高窟的车票。黎明时分，客车便轰隆隆地出城，行驶在两边种满大麻的公路上，带我们来到通往莫高窟的岔路口。我们早就听说这种大麻只适宜于做麻绳，而非麻醉品。所以我们没必要为此跳出窗外，或在黄昏后偷偷溜回来。

我们安静地待在座位上，从敦煌出发45分钟后，我们来到了莫高窟。与中国其他各大旅游景点的漫天要价不同，莫高窟门票只需25元人民币，还算合理。雇一天导游又花去100元，租手电筒还要2元。我们一切准备就绪，只待进入这个佛教艺术天堂。

“莫高”在汉语中意为“没有比之更高的”。莫高窟并没有多高，但洞窟内的佛教艺术确是中国、乃至世界的登峰造极之作。莫高窟始建于公元前2世纪，当时，汉人把匈奴赶出河西走廊，敦煌成为大汉王朝西北部的前哨。敦煌是丝路南北两大支路的交汇处，一条来自西北的中亚各国，另一条来自西南的北印度王国。作为大汉王朝最西部的前哨，敦煌成为丝路上那一地区最大的城市，并且因边关贸易而逐步繁荣。到公元2世纪，敦煌的常住人口已经达到8000。不久之后，大批佛教僧侣陆续来到敦煌，一是由于他们自己的国家因战争而动荡不安，二是出于传教的热情。很快，敦煌的主要市民就成为狂热的佛教徒，而为了宣扬他们的信仰，这些佛教徒出资在这里开凿了几百个佛洞。

第一批洞窟始建于4世纪中叶，与兰州西南的炳灵寺窟和天水东南的麦积山石窟差不多同一时期开凿。莫高窟历经大自然的侵蚀、战乱的破坏以及西方收藏家的掠夺，仍然保存比较完好。但中国人至今依然对莫高窟17号窟发生的事件义愤填膺。

那是1905年，德国考古学家阿尔伯特·冯·勒柯克来到敦煌北边的城市哈密。他从一位商人那里听说敦煌发现了稀有的经卷文书，但由于急着返回喀什，于是他通过抛硬币来决定自己的去向，最终硬币指引他去了喀什。两年后，奥莱尔·斯坦因一路循着传言，来到敦煌一探究竟。斯坦因已经劫掠了十多个古代佛教遗址，运走了一车车的塑像和壁画，把它们带回印度和英国。但是在敦煌，他发现了最大的战利品——印刷品。这些印刷品中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印刷本，即868年印刷的《金刚经》。

敦煌莫高窟

《金刚经》是道士王圆箓发现的几万部文书中的一本。王道士自封为莫高窟的看守人，在修复洞窟的过程中，他发现了第17窟中一面假墙后的文书。王道士清楚地知道这一发现的重要性，便报告了当地官府。但还没等官府把文书转移走并妥善保管，斯坦因便来了，并设法取得了王道士的信任。他只用了130英镑便买走了上万本世界上最古老的书籍和写本，其中有许多是9～10世纪期间的珍本。第二年，法国人保罗·伯希和付给王道士90英镑，获取了同等数量的文书精品。中国人至今仍为失去他们最伟大的国宝而痛心不已。藏经洞中15000卷文书（一说5万多卷。——译者注）现大多散落于印度、英法等国的国家博物馆——这是洋鬼子在丝路上犯下的又一恶行。王道士当时急需资金修复洞窟，而斯坦因和伯希和则非常乐意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