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隐士的天堂

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一直就有人愿意在山里度过他们的一生：吃得很少，穿得很破，睡的是茅屋，在高山上垦荒，说话不多，留下来的文字更少——也许只有几首诗、一两个仙方什么的。他们与时代脱节，却并不与季节脱节；他们弃平原之尘埃而取高山之烟霞；他们历史悠久，而又默默无闻——他们孕育了精神生活之根，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社会中最受尊敬的人。

中国人一直很崇敬隐士，没有人曾经对此作出过解释，也没有人要求解释。隐士就那么存在着：在城墙外，在大山里，雪后飘着几缕孤独的炊烟。从有文字记载的时候起，中国就已经有了隐士。

中国人说，他们的历史要上溯到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黄帝是目前人们所知的最早的黄河流域部落联盟的首领，后来这些部落的人民把自己称为中国人。但黄帝是从两个隐士那里，学会了怎样战胜敌人和延年益寿的。从公元前2700年到公元前2600年，他统治了一百年。大约与此同时，埃及建造了第一批金字塔。

黄帝乘龙回归了仙班。此后，中国新生文明的领导权又经历了几代人。大约在公元前2300年的时候，传到了尧的手中。两千年以后，孔夫子称赞尧是最有智慧的人，因为他略过了自己家族的成员而选择了一位隐士作为继承人。公元3世纪，皇甫谧在他的著作《高士传》中，记述了这件事情：

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矣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不受而逃去。）

许由没有接受尧的建议，为了清除这席谈话可能残留的影响，他到河边洗了耳朵。但是尧决意要找到一个品德优秀的人，于是他又去接近另一位名叫舜的隐士。舜接受了尧的禅让，后来他也去找了一位隐士来做自己的继承人。《高士传》又一次记载了这一事件：

（及尧受终之后，）舜又以天下让卷（善卷）。卷曰：“昔唐氏之有天下，不教而民从之，不赏而民劝之，天下均平，百姓安静，不知怨，不知喜。今子盛为衣裳之服以眩民目，繁调五音之声以乱民耳，丕作皇韶之乐以愚民心，天下之乱从此始矣。吾虽为之，其何益乎？予立于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葛。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去，入深山莫知其处。

皇甫谧所记载的这两个故事，是从《庄子》以及其他公元前4世纪或更早的著作中择取的。看起来，中国人似乎从开始记录中国文明早期领导者的轶事时起，就已经同时记载了隐士的故事。在过去的两千年里，他们一直重复着这些隐士统治者的故事——如果不竭力去仿效的话，那么他们就将其视为理想人物，珍藏于心中。当然了，密集的群山是不会像人这样做的。但是这些故事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一个隐士社会——姑且假定这是可能的——它们是针对那些行使权力的人的。它们所传达的信息是，权力的传递应该建立在美德和智慧的基础之上，而不是裙带关系。

这些故事构成了中国最早的政治批评。但是它们不仅仅是故事：真的有人更愿意选择荒野，而不是文明。这正是世界各地隐士传统的基础。而中国隐士传统与众不同之处在于，隐士在他们所遗弃的那个社会中，享有崇高的地位。

我自己开始了解中国的隐士传统是在1972年。那一年，我离开了美国，搬到了中国的岛省台湾。台湾在上海的南面，香港的北面，与福建海岸遥遥相望。到了之后没几天，我就开始了在一座佛教寺庙里的生活：天亮前就起来诵经，夜晚听钟声，一日三餐素食，一个房间，一张床，一顶蚊帐，没有钞票。如果我的腿太痛了，或者对禅垫感到“深恶痛绝”的时候，我就读书。

除了佛经之外，我也读儒家和道家的书。那些书里有很多生活在山里的中国古代隐士的故事。我非常喜爱这些故事。我能够理解为什么有的人什么都不想要，而只想过一种简单的生活：在云中，在松下，在尘廛外，靠着月光、芋头和大麻过活。除了山之外，他们所需不多：一些泥土，几把茅草，一块瓜田，数株茶树，一篱菊花，风雨晦暝之时的片刻小憩。从黄帝时代算起到现在，中国一定有上百万隐士了。但是，读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我很怀疑他们能不能存在于20世纪。每当我问起台湾的和尚，他们都向我保证说，中国隐士已经不复存在了。经过一个世纪的革命、战争和压迫之后，他们怎么还能够存在呢？但是，我仍然心怀疑问。

通向终南山的路

三年后，我结束了寺院生活，自己隐居在一个名叫竹子湖的山村里。从那里可以俯瞰台北盆地。与此同时，我开始着手翻译一些中国古代隐士的著作：寒山、拾得、丰干、石屋和菩提达摩。十二年后，即1987年冬，到中国大陆旅游的禁令解除了，岛上的人民纷纷开始探望他们长达四十年没有见过面的亲友。

1989年春，我决定加入这股人流，不是为了探亲，而是为了寻找隐士。当一位和蔼的赞助人愿意为这趟考察旅行提供费用时，我给在美国的史蒂芬·约翰逊打了电话。早在两年前，他曾经向我表示，如果这样的旅行能够成行的话，他愿意作为摄影师跟我一起去。他没有改变主意，于是我们约好两星期后在香港碰头。我找出自己的旧森林服务背包，让人钉上了新带子。同时我也开始仔细研究地图，尤其是那些注明人口密度的地图。我不知道到哪里去找隐士，但是我猜想，如果还有隐士，那么他们一定会在山里。但那是哪些山呢？即使我们碰巧找对了那座山，我们又怎么能找到正确的路径，更何谈那隐士的茅屋呢？而且他们会欢迎来访者吗，尤其是两个挥舞着录音机和照相机的外国人？还有，当局会不会试图阻止我们？一大堆问题。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