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 第九章 平民的盛世：宋代

第一节文弱的宋朝

如果直接从唐朝跳到宋朝，你会打一个冷战：这两个时代的气质，是如此不同。从唐到宋，中国转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

唐代女人外向泼辣，宋代妇女却内敛柔和。唐代女人喜欢骑着高头大马招摇过市，宋代妇女却只能站在重重帏帘之后，掀起一角向外悄悄张望一下。唐代妇女可以和男人一样，大呼大叫地参加集体体育运动，宋代妇女却裹起了三寸金莲，讲究起行不动裙，笑不露齿。唐代妇女以丰肥壮硕为美，而宋代追求瘦弱和病态，比如张子野的《菩萨蛮》中所描写的那样：“轻怯瘦腰身，纱窗病起人。”

唐人粗豪，宋人细腻。凡是唐代的瓷器，无一不博大恢宏，健硕丰盛。唐代洛阳龙门石窟中的大卢舍那佛，气势不凡，雍容华贵。韦炯墓壁画中那肥硕的女子和强悍的男人，李爽墓中那双手握拳、瞪目怒吼的天王陶俑，昭陵石雕中那八匹神采飞扬的骏马，无不体现出唐人强烈的自信和力量。而宋代文物的风格则细腻而文雅。最有名的宋代雕塑是晋祠的侍女像，艺术评论家说它的特点是“流畅、秀丽，特别是在刻画性格、心理方面更有超越的成就”。和这尊侍女像一样，宋代雕塑体型普遍变小，竹雕、木雕、象牙雕大行其道，它们均以小巧细致，富有生活情趣而取胜。

唐人热烈，宋人内敛。唐人喜欢画骏马、苍鹰和牡丹。因为这几种热烈、奔放、大气的意向正抒发了唐人性格中的慷慨和雄健，特别是牡丹，因为其热烈奔放，艳压百芳的强劲感官冲击力和至强至烈的色彩感染力而成为唐代的国花。宋代的文人画家却偏爱画梅兰竹菊，它们独处山中，低调含蓄，幽冷寂寞。

唐瓷大气，宋瓷精致。唐瓷以雍容自然而取胜，宋瓷则精致而谨慎。小山富士夫说：“唐瓷华贵，宋瓷纯净，明清瓷器精细俗艳。”宋瓷或为纯白、漆黑，或为清澈无垢的青白，或为幽玄深邃的粉青。与大气粗朴的唐瓷相比，它简洁清秀，反映出宋人细腻内向的心理性格。

唐诗热烈，宋诗沉思。唐朝文人们“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他们热情地向往建功立业。李白“十五学剑术”“一射两虎穿”；岑参“近来学走马，不弱并州儿”。他们下马能饮酒，上马能杀人：“酒后竞风采，三杯弄宝刀。杀人如剪草，剧孟同遨游。”（李白《白马篇》）宋代文人却不再向往到边塞去领略风沙，习武从军在他们看来是卑贱的事业。宋诗中很少出现边塞、骏马和战争。唐人笔下的边塞壮丽无比：“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对比之下，宋代为数不多的边塞诗词中最有名的那一句范仲淹的“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读起来是那么的凄凉。如果说唐诗体现的是少年精神，那么宋诗则充满了中年人的冷静和沉思。

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得唐宋两代的面貌如此迥然不同？这一切源于宋代统治者对武器的深深恐惧。

也难怪，从开元盛世到宋朝建立的二百二十年间，中国都是在打打杀杀中度过的：先是生灵涂炭的安史之乱，然后是动荡不安的藩镇割据，后来又是乱成一团麻的五代十国。

篡弑和兵变是五代十国的主旋律，每个政治人物的辉煌都不过是昙花一现。欧阳修有过一个统计：“五十三年之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长者不过十余岁，甚者三四岁而亡。”也就是说，五十三年间，换了五个家族十三位皇帝。被杀的皇帝有八个，其中大的不过十来岁，小的甚至三四岁就死于非命。

武人统治的时代，人人都朝不保夕。不但老百姓流离失所，连皇帝都是高危的职业。梁太祖朱温、闽主王延钧、赵王王镕，义武节度使王处直等人都是死于儿子（或养子）之手。兄弟相残更是司空见惯：梁太祖的儿子们互相残杀，到梁朝灭亡时，8个儿子（养子）一个不剩。五代十四帝中，除唐庄宗、周世宗留了几个子嗣外，其余十二位皇帝的子嗣，都被人斩草除根。

枪杆子决定一切的世界，实在太让人绝望了。费尽心机得来的荣华，转眼又成泡影。在这个世界里，没有胜利者，所有人都同归悲惨结局。以兵变从孤儿寡母手中夺了江山的赵匡胤不想再继续这无望的恶性循环。结束它的办法只有一个：建立新的游戏规则，让人们不再凭枪杆子，而是凭笔头子来进行竞争。

因此，宋代政治设计的第一个特点是对武力的全方位防范。

开国不久，赵匡胤就通过“杯酒释兵权”，戏剧性地解除了几位最有实力的将军的军权。接着，他又在制度设计上费尽了脑筋。

在成为皇帝之前，赵匡胤的最后一个职务是“禁军统帅殿前都点检”，也就是皇帝的禁卫军司令。他深知在这个职务上，一个人可以做成什么样的事。因此，宋朝建立后，这个职务被取消了，赵匡胤把禁卫军的最高统帅权一分为三，变成“殿前都指挥使、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分别称殿帅、马帅、步帅，合称“三帅”）”。“三帅”三足鼎立，谁也无法独立掌握禁军。

与此同时，赵匡胤又把军事指挥权和军队调动权分开。就是说，这“三帅”平时可以训练和指挥禁军，但是没有权力调动禁军。调动权归中央最高军事机关枢密院，没有枢密院的正式文件，任何人别想调动一兵一卒，这就从制度上杜绝了军事政变的可能。

赵匡胤从方方面面限制武将的权力，降低武官的地位。他把武将排除在最高权力中心之外，朝廷大事，武官没有什么发言权。为了降低人们对武官职务的兴趣，在宋代官僚制度设计中，文官升官很容易，武官晋升却非常缓慢。武将晋升中比文官凭空多设了许多等级：“（武将）非有奇功殊勋，无因超越，故文臣正郎、员郎各止于三转，而武臣正使、副使必各九转。”（王株《燕翼诒谋录》）因此宋代朝廷之上，武官见了文官，总是自觉低人一等。《宋史·曹彬传》记载，即使是曹彬这样位居枢密使高位的武官，每次在道中迎面碰到士大夫的车马，都会主动地命车夫驶入旁街小巷，所谓“必引车避之”。

除了给武将戴上枷锁，赵匡胤破天荒地给武器也加上了锁链。

开国十年之后的开宝三年，以一条哨棒打下了四百八十座军州的宋太祖颁布了一条意味深长的法令：京都士人及百姓均不得私蓄兵器。他显然不想再有第二个人用哨棒把他的子孙赶下皇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