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 中国国民性改造史 第十六章 鲁迅：国民性改造运动的旗手

梁启超虽然提出了“用小说更新国民性”的思路，他本人却没有太多的小说家天赋。他尝试着写过几篇政治小说，但都不太成功。

梁启超的性格特点是不甘寂寞、兴趣多变，在提出“新民说”这个命题后不久，他的个人兴趣又转到一系列政治活动上。唤醒民众这件事，被他搁到了一边。

真正贯彻梁启超的“小说救国”思路的，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下一代知识分子。

从某些方面看，鲁迅是一个“抄袭者”，他对中国人劣根性的总结，几乎是完全“照抄”梁启超。鲁迅对“看客”的批判，显然袭自梁启超对“旁观者”的批评：“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莫过于旁观者，如立于东岸西岸之火灾，而望其红光以为乐……”鲁迅所写的“铁屋子”，也与梁启超描写的“暗室”异曲同工：“彼昔时之民贼……虑其子弟伙伴之盗其物也，于是一一桎梏之拘挛之或闭之于暗室焉。一旦有外盗焉，嗒然坏其门入其室……虽欲救之其奈桎梏拘挛而不能行。”至于鲁迅批评中国人一盘散沙、“想做奴隶而不得”、愚昧退缩等，更是早见于梁启超的言论当中。

这不是鲁迅的特例，而是梁启超之后历代国民性批判者的共同命运：梁启超对国民性的总结相当全面，在梁启超之后，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胡适、鲁迅、陈独秀等人关于国民性的评论很少能跳出梁氏的范围。甚至柏杨的酱缸论，也可以说是源于梁启超的这句话：“橘在江南为橘，过江北则为枳。夫孰意彼中最高尚醇美、利群进俗之学说，一入中国，遂被其伟大之同化力汨没而去也……举凡世界之善良制度，一到中国，无不百弊丛生，徒供私人之利用。”

不过，时间毕竟过去了一代，民国初年中国世界化的深度和广度与晚清都大大不同。鲁迅一代人的国民性改造思想，在梁启超的基础上有一个重大发展，那就是“文化决裂论”。

梁启超也注意到了国民性与文化的关系。他认为国民性改造，需要中国文化的更新换代。不过，因为成长背景的原因，梁启超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浓厚的感情，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优秀成分，可以为新文化所用。因此他设计中的“变革文化”，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

然而“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大都是激烈的文化决裂论者。新一代知识分子大多有过海外留学经历，他们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和掌握比梁启超一代更为深入，对中西文化的差异认识得也更为深刻。呼吸过外面新鲜空气之后，这些留学生普遍认为阴暗压抑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深刻的原罪。大部分人的共同结论是，中国所有问题的总病根，都是有毒的五千年传统文化。中国“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中国传统文化比西方落后两千年，现在已经完全过时、腐败、无法继续利用。钱玄同这样表达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怨愤之情：“若玄同者，于新学问、新智识一点也没有；自从十二岁起到二十九岁，东撞西摸，以盘为日，以康瓤为周鼎，以瓦釜为黄钟，发昏做梦者整整十八年。自洪宪纪元，始如一个响霹雳震醒迷梦，始知国粹之万不可保存。”鲁迅则认为中国人“许多精神体质上的缺点”来自于可怕的“遗传”。也就是说，我们国民性中有着祖先遗传下来的过滤性病毒：“昏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道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

“五四”一代人把中西文化完全对立起来，认为它们势不两立，你死我活。他们宣称，只有彻底毁灭这种文化，中国才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陈独秀的话最为典型，他说，中西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只有西方的民主、科学这两剂药方，才能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陈独秀说：“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德、赛）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这就是所谓的“文化决定论”。

因此，“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国民性改造方案的核心，就是毁灭中国文化。陈独秀说，要拯救中国，只有“置之死地而后生”，打倒孔家店，把旧文化一把火烧个精光。所以陈独秀“涕泣陈词”，寄希望于“活泼之青年……奋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鲁迅的主张更具体，那就是不看中国书，只看外国书。他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中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钱玄同的主张比鲁迅更激进，除了“应烧毁中国书籍”之外，他还要取消中国旧戏，钱玄同说，“今之京戏，理论既无，文章又极恶劣不通”，因此提出“要中国有真戏，非把中国现在的戏馆全数封闭不可”。钱玄同甚至提出了“废除汉文”的主张：“欲废孔学，不得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

由他们这一代人打破铁屋，放进外面世界的新鲜空气，排走屋内几千年的陈腐毒气，那么，在全新的西方文化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中国人，身上自然就不会有因为旧文化导致的劣根性，这就是“五四”一代人的国民性改造思路。

不过，除了文化选择这个方向上更进一步外，“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国民性改造思路，并没有怎么突破梁启超的藩篱。与梁启超一样，他们也认为没有合格的新人，就建立不了新制度。这与中华民国初期制度建设的失败这一事实密切相关。

中华民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几千年帝制的结束和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诞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从上海赴南京参加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的途中，成千上万的群众列队欢呼，“共和万岁”之声震动天地。鸦片战争以来经受了太多失败和屈辱的中国人相信，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治制度，将很快使古老中国结束屈辱、光彩重生。在美国就读的年仅十九岁的宋庆龄听到民国成立的消息，立即写了《20世纪最伟大的事件》的文章，她盛赞：“中国革命是滑铁卢以后最伟大的事件，是20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这场革命取得了最辉煌的成就，它意味着四万万人民从君主专制政体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这个专制制度已经存在了四千多年；在它的统治下，生存、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是被剥夺的。”这代表了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