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74章 仅仅有钱是远远不够的！

足足两三分钟之后，洪总理才止住了脚下的动作，回过身来，望着刘伟鸿，严肃地说道：“刘伟鸿同志，那你说说看，如果是你，你要怎样来推行这个政策？”

不知不觉间，总理对刘伟鸿的称呼，又起了变化，变得很是正式。

“是，总理！”

刘伟鸿依旧使用非常标准的回答，恭恭敬敬地应了一声。

洪老总瞥了他一眼，回到座位上坐下，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淡然说道：“坐吧。”

“是！”

刘伟鸿又端端正正地坐了下来。谈话到现在为止，只进行了半个多小时，基本上是刘伟鸿在说，洪老总在听。这样的谈话，非常累人。不但精神要高度集中，绞尽脑汁，还不能有丝毫的失礼。也就是刘伟鸿年轻，身体素质好，才不显疲惫之意，换一个人，只怕就要吃不消了。

“总理，我认为，这两个问题，是连在一起的，如果要谈开去，可能和税制改革也有一定的关联。”

刘伟鸿选择着词句，非常谨慎地说道。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这番话，甚至可以解读为对现行经济政策的全面“质疑”，而洪总理，正是这些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主要推行者。刘伟鸿焉能不小心谨慎？

洪总理的浓眉，顿时养了起来。

怎么，此人竟然对税制改革也有意见了？

不过洪总理没有说什么。毕竟他才是做决定的人，刘伟鸿只是他请来的客人，给他提供一些参考的意见而已，采不采纳，由他来决定。且听听刘伟鸿到底还有何高论再说。

“要减少公有制企业员工下岗的数量，首先就是对国企改革重组进行严格的监督和有力的引导，或者说，要领导。我建议必须要成立一个专门的部门，全面领导这个工作。我们现在采取的，还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政策。先把国企改制的事情推出来，央企和地方国企一起尝试，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获得更多的经验，总结出好的方式方法。但不利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每个企业的领导者和每个地方政府的领导者，思维方式大不一样，个人操守和品德也很不一样。明白说，国家一旦允许国有企业改制，破产重组甚至是私有化，那么这无数的国企，就马上变成了一块块的大肥肉，必定会引起很多人的觊觎。像久安市那两个工厂的破产，就很明显是有人想要趁机侵占国有资产。如果我们有一套完整的制度来管理这个事情，这样的情况，就会明显的减少。所以，我认为这个国有企业改制的管理部门，必须要马上成立起来。现阶段，对于一些严重侵占国有资产的案件，要从重处理一批，打掉一些不法分子的侥幸心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有前提条件。那就是要凭借自己的真实本事，在市场上去拼搏，获取利润，而不是用这种手段，损公肥私。不然，我们党和政府的声誉，就要受到严重的伤害。”

刘伟鸿说道。

事实上，在他的记忆之中，他所言的这种行为，确实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时间越是往后推移，这种灾难性的影响就越是深远。整个国家统治的基石，都因此产生了动摇。

“正确的管理和引导国企改制工作，其中有一个最大的关键，就是公开透明，全民参与。哦，这个全民参与，我认为主要是国企现有的员工，必须要参与进来。因为和他们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他们应该有知情权，有参与权。同时，他们也是最好的监督员。我认为，不管是哪个国企的改制，首先就要公开化透明化，做不到这一点的，地方政府和上级党委政府，必须马上叫停。当然了，国家这么大，干部这么多，个别人的利欲熏心是难以完全遏制的。但有了这么一个规定，肯定能减少很多损公肥私的行为。一个政策的好坏，不仅仅取决于当初制定的出发点，更重要的是在落实的过程中，是不是会偏离原有的方向。好好的经书，不能让歪嘴和尚给念坏了。”

洪总理的嘴角略略一扯，似乎是闪过了一抹笑容。

这个刘伟鸿，还真是镇定自若啊，这当口，尚能给他来点小幽默。且不管他说得是不是有道理，此人的胆魄，可见一斑。

“当然了，不管我们如何的监督，国企改制是必须要走的一步棋，为了减少负担，轻装上阵，优化组合，部分工人下岗也是必不可免的。其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裁员，也有失业。但是他们的社会保障体系，比我们要健全得多。这主要是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式所造成的差异。资本主义国家，在经历了很多次经济大萧条之后，为了应对这种危机，逐渐地发展起来一套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比如职业培训，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等。这些东西，国家都比较重视。我们建国的时间还不长，一直以来实行的都是计划经济的模式，社会组织比较严密。干部和职工，生老病死都有保障。所以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发展就比较缓慢。我认为，在推行大规模的下岗制度之前，社会保障体系必须要先建立起来。低限度的失业保障和医疗保障，应该先行一步。职业培训，应该在下岗之前搞，不是在下岗之后搞。”

洪老总忽然问道：“这个经济账，你算过没有？国家财政，现在根本没有盈余。”

建立全社会的保障体系，需要庞大的财政支付能力作为坚强的后盾。而现行的财税制度，让中央财政捉襟见肘，连日常的运作，日子都过得都紧巴巴的，更加不可能有余钱剩米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了。

每个职务，都自有难处。

刘伟鸿轻轻点头，说道：“是这样的，总理，我非常理解在现行的财税制度之下，中央财政的困难。因此，我对于国务院即将进行的税制改革，是完全赞同的。国家要大步发展，必须要集中财力建设一些大型项目，集中财力搞一些基础建设，这样才能提高竞争力。”

洪总理情不自禁地微微颔首。

刘伟鸿说的这话，正是洪总理心中所想。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不能总是维持着过日子。

“不过，总理，我认为，硬件建设要重视，软环境的建设，更加要重视。国家强大和民间富裕，是相辅相成。一个国家要强大，除了经济要发展，国民信仰体系的维护和道德体系的维护，都是极其要紧的。至少，我们不应该让几千万人对政府产生怀疑。这种怀疑的情绪一旦产生，将很难消除。哪怕我们今后富裕了，再反过来去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去关心他们的生活，都是不够的。有些伤害造成了，事后怎么弥补，都做不到尽善尽美。要紧的是事前要做好防范措施。就好像社会治安混乱，严打只能治标。建立犯罪预防机制，建立法治社会，才能治本。因此，我建议，税制改革，应该充分考虑到社会保障体系的优先建立这一块。给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保留一定的财政自主权。国家和地方政府，要有硬性规定，每年都必须要拨出一定比例的专款，用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健全。换句话说，我们投入了多少钱在社保里面，能够养活多少人，我们才能下岗多少人。必须让下岗职工本人和他们的家庭，都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和医疗保障，还有教育保障，下岗制度的后遗症，才会控制在最小的限度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