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午夜里，这座城市就成了迪士尼乐园。

——苏布拉塔·查克拉瓦蒂

我们的飞机由南向北飞越孟加拉湾，在午夜抵达了加尔各答。

“我的上帝。”我喃喃低语。阿姆丽塔倾身越过我的座位，向窗外张望。

在阿姆丽塔父母的建议下，我们乘坐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飞机去孟买过了海关。一切都很顺利，但印度航空公司从孟买飞往加尔各答的航班因机械故障延误了三小时。经过漫长的等待，我们终于登机，然后又在机舱里坐了整整一小时，既没有灯也没有空调，因为外部发电机已经撤走了。坐在我们前面的那位商务人士说，三周以来孟买到加尔各答的航班就没有哪天不延误的，因为飞行员和航班工程师正在闹矛盾。

起飞以后，我们的飞机又因为剧烈的雷暴向南绕了一大圈。维多利亚闹了大半个晚上，但现在她在母亲的怀里睡着了。

“上帝啊！”我再次惊叹。加尔各答在我们脚下铺展开来，整座城市占地两百五十多平方英里，在绝对黑暗的云层和孟加拉湾之间，一大片灯火如银河般璀璨。我曾在夜间乘飞机抵达过许多城市，但从没见过这样的图景。和普通城市的电灯光芒不同，午夜的加尔各答闪烁着数不清的灯笼和篝火，还有一种奇怪的柔光——简直像是真菌的磷光——从千万个看不见的角落溢出来。大多数城市的灯光是一条条连续的直线，那是地面上的街道、高速公路和停车场，但加尔各答的灯火看起来星星点点、杂乱无章，仿佛散落的星座，被一条条黑暗的河流隔开。按照我的想象，战争期间的伦敦或者柏林遭到轰炸以后——整座城市燃起熊熊大火——也许正是这个样子。

就在这时候，起落架的轮子触到了地面，可怕的潮气涌进凉爽的机舱。转眼间我们就下了飞机，跟着挤挤挨挨的人流走向行李提取处。航站楼又小又脏。虽然已经很晚了，但到处都是汗流浃背的粗人，他们高声喊叫，横冲直撞。

“难道没人来接我们吗？”阿姆丽塔问道。

“有。”我从破烂的传送带上手忙脚乱地取下我们的四个袋子放在脚边，任凭周围的人潮起伏涌动。小小的航站楼里充斥着歇斯底里的气氛，身穿白衬衫和纱丽的男男女女都很暴躁。“莫罗在孟加拉作家协会有个熟人。应该有个名叫迈克尔·莱纳德·查特吉的人会开车送我们到酒店。但我们现在晚了好几个小时，他可能已经回家了。我看能不能叫辆的士。”

但是看到门口那些挤挤挨挨高声叫嚷的人，我停下了脚步。

“是罗察克先生和夫人吗，罗伯特·罗察克？”

“卢-察克。”我条件反射地纠正了他的发音，“是的，我就是罗伯特·卢察克。”我看着这个好不容易才挤到我们身边的男人。他又高又瘦，穿着一条脏兮兮的棕色裤子，白上衣已经变成了灰色，在泛绿的荧光灯下显得特别龌龊。他的脸看起来相当年轻——可能不到三十——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但一头黑发滑稽地支棱着，穿透力极强的黑眼睛让人觉得那背后潜藏着被压抑的暴力冲动，黑色的眉毛在鹰隼般锐利的鼻子上方几乎连在了一起。我后退半步，放下一只行李袋腾出右手。“查特吉先生？”

“不，我没看到查特吉先生，”他的声音有些刺耳，“我叫M.T.克里希纳。”他的口音很重，听起来像在唱歌，再加上周围的嘈杂，一时间我误听成了“空虚的克里希纳”。

我伸出手，但克里希纳已经转身向外带路了。他用右手奋力推开前面的人。“这边请。快，动作快点儿。”

我朝阿姆丽塔点点头，拎起行李。这么热又这么吵，维多利亚居然没醒，真是不可思议。“你是作家协会的人吗？”我问道。

“不不不。”克里希纳没有回头，“我是个兼职老师，你知道吧。我在美国教育基金会印度分部有个熟人，我的顶头上司沙阿先生，他又在纽约认识一位亲爱的老朋友，亚伯拉罕·布龙斯坦先生。于是这位先生的善意最终着落在我头上。快走。”

航站楼里热得像蒸笼，外面的空气似乎更加潮湿凝重。探照灯照亮了航站楼大门上方的银色标志。“德姆-德姆机场。”我大声念道。

“对对对。以前他们在这儿造过子弹，一战以后这事儿就不合法了。”克里希纳解释道，“这边请。”

突然我们身边就围了十多个搬运工，吵嚷着争抢不多的几件行李。他们的大腿像芦苇一样单薄，双腿赤裸，身上胡乱搭着棕色的破布，其中有个人少了只胳膊，另一个看起来遭过火烧：他几乎没有脖子，下巴和胸口之间是大片狰狞的疤痕组织。显然他没法说话，但他损毁的喉咙仍在发出急促的声音。

“把行李给他们。”克里希纳急速说道。他大大咧咧地做了个手势，搬运工一拥而上，争抢我们的袋子。

我们沿着弧形的车道只走了六十步左右。氤氲的湿气坠得空气沉甸甸的，像浸透了水的军毯一样又黑又重。有那么一瞬间，我恍惚觉得是在下雪，空气中似乎有白色的碎屑飘拂，然后我意识到，那是无数昆虫在航站楼探照灯的光束中飞舞。克里希纳朝搬运工做了个手势，指指不远处的一辆车，然后我惊讶地停下脚步。“是辆巴士？”我问道。虽然那辆蓝白色的车看起来更像是小面包车，而不是正经大巴。车身上喷着美国教育基金会印度分部的缩写，USEFI。

“对对对。只有这辆车了。咱们得快点儿。”

一名搬运工像猴子一样敏捷地爬上车顶，其他人把四个行李袋挨个儿递给他，然后他再把行李绑在车顶的架子上。他们用一条黑色的塑料绳绑行李的时候，我漫无目的地想，我们干吗不直接把行李塞进车里呢？管他呢。我耸耸肩，找出两个五卢比的硬币准备给搬运工当小费。克里希纳取走了我手里的一枚硬币，然后把另一枚还给我。

“不要，太多了。”他说。我再次耸耸肩，然后扶着阿姆丽塔把她送上车。搬运工焦躁的叫喊终于惊醒了维多利亚，她大哭起来，又为这片喧嚣增添了新的音符。我们冲着睡眼蒙眬的司机点点头，坐到右边第二排座位里。克里希纳在门口跟三个搬运工争执。他们的孟加拉语说得很快，阿姆丽塔没法完全听懂，但仍能捕捉到只字片语。她告诉我说，那些搬运工很不高兴，因为五卢比没法平均分成三份，所以他们要求克里希纳再给一个卢比。克里希纳喊了几句，然后试图关上巴士车门。年纪最大的那个搬运工脸上沟壑纵横，胡茬儿都已经白了，他上前一步，用身体挡住了折叠门。其他搬运工从航站楼门口向这边走过来，叫喊声开始变成咆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