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七四章 经筵议事
张鹤龄属于外戚封爵，以他的学问，在大明连个秀才都考不上，经筵举行时，周围旁听记录的都是翰林，平日这位侯爵大人何来插嘴的资格？
可今天张鹤龄却在众目睽睽之下，出面要为弘治皇帝解惑，着实让那些不明就里的文武大臣心头带着几分惊诧。
或许就连朱祐樘也未料是他这个没多少才学底蕴的小舅子挺身而出，愣了一下才道：“寿宁侯，你若不知，退下就是。”
朱祐樘多少有些看不起张鹤龄的才学，倒不是他要当众下张鹤龄的面子，是他不想因为张鹤龄在这种严肃的场合“胡说八道”而影响皇家的声望。朱祐樘的想法是：“就算你真的知道，以你的水平也无法提出正确的观点，朕现在要的是一种温婉的方式说出这件事有所不妥，让大臣们展开讨论。”
但张鹤龄已从臣班中走出来，想为皇帝解惑分忧却不被允，这么灰溜溜地缩回去面子可就真丢大发了。
张鹤龄硬着头皮道：“陛下，臣的确是偶有所得。”
朱祐樘这才点头。
张鹤龄被群臣打量，面色有些涨红，却还是正身恭谨道，“回陛下，臣据所查，洪武二十五年懿文太子薨，太祖久未立太子，时太宗征战于北方，镇守疆土，为太祖所重，然洪武三十一年太祖驾崩之时，留诏以太宗为皇嗣，继承大统，却有贼人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人以太宗镇边不得归，拥佐懿文太子之子继位，违太祖皇位‘兄终弟及’之命。至洪武三十五年，太宗皇帝在朝中贤明辅佐之下靖难，于应天继皇帝位，诛奸臣定国策，是为开创大明万世之基业，因而贼逆所颁诏之伪章典籍，一律废止，方于四年之内，无大统之法典所出。”
张鹤龄话说得不快，但却抑扬顿挫非常富有节奏，虽然把大致情况给说明白了，却明显忽略了几个关键问题。
张鹤龄提到了“靖难”，这已是一个突破，而且朱棣继位之后，的确将建文年间所颁布的新政法典一律废止，一切恢复到洪武时的旧制。
这是他尊重史实的表现。
但张鹤龄这番话中没提太祖册立“皇太孙”，却说太祖以遗诏传位太宗，说及太祖所提皇位传承之“兄终弟及”，却选择性忽略了太子朱标的二弟和三弟，也就是当时的秦王和晋王。
这也是历来朱棣合法继位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太祖朱元璋是觉得这个四儿子有本事，但基本的祖制在，而大明朝以前可没有后来清朝以遗诏选贤而废长立幼的传统，就算“兄终弟及”，也应该传位给秦王和晋王，而非燕王。
沈溪听了张鹤龄这番话，心里有些犯怵。
张鹤龄没有按照他昨日所写的内容来说，看来寿宁侯府的门客给他仔细分析过利弊，认为把事情提得太过明显，容易被弘治皇帝和百官抓到把柄，所以才给他整理出这么一份不伦不类的说辞。
这样一来，张鹤龄说完后，在场的文武大臣连连摇头。
无论是支持恢复建文年号的人，还是不支持的，都觉得张鹤龄的话不可取。
朱祐樘听完后，脸色阴沉得可怕，显然小舅子的话并不符合他的心意，朱祐樘抬头环视在场大臣，问道：“众卿家，寿宁侯所言可属实？”
这问题可就不好回答了！
张鹤龄明显是胡说八道，但公开站出来反驳，就代表要将其中不合史实的部分给挑出来，违背了大明自太宗已降历代皇帝定下的基调，很容易招惹祸端，而且这么直接否认寿宁侯，令其颜面无存，也容易遭到外戚的记恨报复。
一干朝臣，就连那些素来以正直著称的翰林学士，也没谁敢站出来驳斥，当然也没人予以肯定。
沈溪一看这状况……有些冷场啊！
当然若继续冷下去或许是好事，弘治皇帝可能会将奏本搁置，不再深究探讨，那自己就可以蒙混过关了。
可弘治皇帝朱佑樘显然没这么容易死心，他将奏本重新拿起，让司礼太监交给谢迁：“谢少保，你将此奏本宣读。”
“遵旨。”谢迁接过沈溪所上奏本，站起身来，回头面向在场的文武官员……既不是以讲官的身份宣读，他也就不需要回到讲案旁，只需如同宣读圣旨一样，将手中的奏本照本宣科读出来便可。
好在谢迁没将沈溪的名字读出，只是将沈溪所奏，关于建文新政的一些旧制提了出来。
沈溪在奏本最后，恳请弘治皇帝示下，到底是否要将这些新政列于《大明会典》上，其实是在问弘治皇帝，到底要不要正视建文年号存在过的史实。
当然，沈溪不会傻到提出要天子为建文帝上庙号，肯定这个皇帝存在过，因为他知道自永乐之后，终止于崇祯皇帝，大明朝的正统从来没肯定过朱允文的帝位，就连万历拨乱反正恢复建文年号，也是建立在要修史的基础上。
明惠帝的庙号，直到南明时期才有，后由清朝统治者所肯定。
等谢迁将奏本宣读完毕，在场大臣，脸色都不太好看，人群中有稍许议论之声。
连一向脾气很好的朱希周，也在小声嘀咕：“谁如此不识相，进呈这般奏本？莫不是我翰林院中人？”
王瓒拉了他一把，朱希周这才没有继续说下去。
这问题其实是肯定的，上奏本的明显是修《大明会典》之人，而这项任务一向都是翰林院负责。
但朱希周的抱怨并不是针对同僚，而是针对“上官”，在朱希周以及翰林院这些官员看来，这种涉及皇嗣正统的奏本，不是一般官员敢提出来，谢迁有意没宣读是谁上呈，很显然是有意“包庇”此人，免得他招致舆论攻击。
而这份奏本中用词和呈句的老辣，远非一般翰林能及，整篇都在说建文旧事，却没参杂一丝一毫主观看法，更无任何建议，所提所请听起来都合情合理，其实却是在为弘治皇帝出难题。
若是平时，这种给皇帝出难题的奏本，根本就是自找麻烦，要么为皇帝下旨训斥，要么留中不发。
但今天弘治皇帝既然从一开始就选择将这个问题拿到经筵上来探讨，自然希望这奏本中的问题越深刻越好，只有如此才有让群臣议论的价值。
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个写奏本的人深谙为臣之道，知道什么时候奏何等奏本。
翰林院中人，以及在场大臣都在猜测这奏本是由谁所呈奏，见刘健、李东阳等人正襟危坐，料想能写出这份奏本的人不超过六人，那就是：刘健、李东阳、谢迁、王鏊、吴宽、徐琼。
前三人自不用说，都是内阁大学士，与弘治皇帝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向来是“同气连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