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出逃的母亲

接到电话之前，那只是很普通的一天。当时，我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正走在回家的路上。我住在伦敦的一个小街区里，就在泰晤士河的南岸。过去这附近曾经是一些仓库和工厂，还有这座城市里最小的公园。这是个8月的夜晚，天气闷热，一丝风都没有。我累极了，只想快点回家去洗个澡。当手机响起的时候，我甚至考虑过挂掉它。但好奇心促使我放慢了脚步，用手指滑动口袋里的手机，然后把它拿出来，贴在耳朵上——汗水很快就沾满了屏幕。电话是我爸爸打来的，他不久前刚刚搬到了瑞典。这有点不对劲，他很少使用手机的，因为打到伦敦的长途电话费用很贵。手机里传来他的哭声。我一下子愣住了，手里的购物袋滑落到地上。我从来没有见他哭过。从小到大，我的父母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在我面前发生争执。在我们的家庭里，从未出现过暴力，泪水和龃龉也颇为少见。虽然，偶尔我也会察觉到气氛有些紧张，但是不管遇到多大的麻烦，他们从未在我面前表露过。我问他：

“爸，怎么了？”

“你妈妈……她有点不太好。”

“妈妈生病了？”

“我感觉太难过了。”

“因为她生病了？她病得很重吗？妈妈到底怎么了？”

他一直在哭。我只好默默地等着，直到他说：

“她老是胡思乱想，想一些可怕的事情。”

原来只是出现了幻想，并不是身体出了毛病，我松了一口气，不过这听起来还是有些不正常。我蹲下来，一只手撑在尚有余温的龟裂的混凝土路面上，我看着一道红色的酱汁从歪倒的购物袋里流淌出来。过了一会儿，我问他：

“她病了多久了？”

“整个夏天都这样。”

看来已经有几个月了，但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一直待在这里，在伦敦。很显然，爸爸保持了有事就瞒着我的传统。正想着，他又说道：“我本来以为可以帮助她。或许是我拖得时间太长了，可刚开始的时候症状一点也不明显——就是有点焦虑和奇怪的言论，我们都没当回事。后来她开始胡乱猜忌。她不听我说话，谁的话也不听。她说她有证据，言之凿凿地怀疑这怀疑那，其实都是些无稽之谈和谎言。”

爸爸的声调逐渐高起来，语气越来越坚定，他停止了哭泣，恢复了言语的流畅。除了悲伤，他的声音里多了些别的东西。

“我原以为一切都会好起来，或许她只是需要时间去适应瑞典的农场生活，可是事情越来越糟糕。现在……”

我父母这一辈人，除非受到了明显的严重外伤，否则轻易不会去看医生。对他们来说，与一个陌生人分享生活中最私密的细节是不可想象的。

“爸，告诉我，她看过医生了吗？”

“医生说她是急性精神病发作。丹尼尔……”

妈妈和爸爸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不会用“丹”译者注：丹是丹尼尔的昵称和简称。来称呼我的人。

“你妈妈进了医院。她正在接受治疗。”

听了最后这句话，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一度以为自己会惊叫，但终究什么也没说出来。

“丹尼尔？”

“嗯。”

“你在听吗？”

“我听着呢。”

一辆汽车从我身边缓缓地驶过，司机盯着我，按了按喇叭，但没有停下来。我看了下自己的手表，现在是晚上八点，今晚不会有航班起飞了，我打算明天一早就出发。情绪的波动并没有使我失去效率，我们又聊了一会儿。经过了最初几分钟的震惊，我们都恢复了常态——自控和克制。我说：

“我会预订明早的机票，我一订完票就给你打电话。你在农场吗？还是在医院？”

他居然还在农场里。

挂断电话，我急忙把购物袋里的东西一一拿出来，摆在人行道上。最后，我翻出了一瓶打破的番茄酱，我小心地把它拿出来，玻璃碎片上还粘着商标。我把它丢进附近的一个垃圾桶里，走回购物袋旁，拿出纸巾擦拭剩余的酱汁。虽然根本没这个必要——忘掉该死的购物袋吧，我妈妈生病了——可是瓶子完全碎掉了，番茄酱也飞溅得到处都是。况且，做点简单的清理工作也可以帮助我恢复平静。我拿起袋子，用比平时更快的速度赶回了自己的家——老肉饼厂楼上改造出来的一套公寓。我冲着冷水澡，琢磨着自己要不要哭上一场。该不该哭呢？我问着自己，就像决定是否该抽根烟一样。这不是一个儿子应该做的吗？面对这种情况，哭不是一个人的本能吗？不过，在感情用事之前，我还是停了下来。在别人的眼里，我一直是个镇定的人，但在这件事上，我并不是冷静——我只是觉得有些难以置信。一想到妈妈正在医院里接受医生的治疗，我就感觉不真实，我无法把情感宣泄在自己不了解的情况中。我不能哭，有太多的问题让我根本哭不出来。

洗完澡后，我坐在自己的电脑前，浏览过去五个月妈妈发给我的邮件，想从里面找出些许线索。但是，我失望了。自从4月份他们搬到瑞典之后，我就再没见过我的父母。在欢送他们离开英格兰的聚会上，我们共同举杯，祝愿他们退休生活快乐。宴会结束后，所有的客人，包括我父母最亲密的朋友，都站在老房子门前向他们挥手告别。我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叔伯姑姨，在我的印象中，家庭就意味着三个人，妈妈、爸爸和我——一个稳定的三角形，就像三颗明亮的星星紧紧地抱在一起，周围都是无尽的虚空。我们从未认真地讨论过亲情的缺失。但很明显，我父母都经历过艰难的童年，都被自己的父母疏远过。我坚信，他们从不在我面前争吵，正是源于某种强烈的渴望：他们要为我提供一个与他们截然不同的童年。他们的身上没有传统英国人的保守，他们善于表达自己的爱和幸福。日子过得好，他们会兴高采烈地庆祝，即便遇到不顺，也会表现得非常乐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认为我是温室里的花朵——我的世界里只有美好，一切的丑恶都被隐藏了起来。我被保护得妥妥帖帖的。

那天的欢送会非常完美，在人们的欢呼和簇拥当中，爸爸妈妈开着车，满载着自己的全部家当出发了，就像开启了一次伟大的冒险。妈妈的脸上洋溢着兴奋的神情，她终于可以回到自己的祖国了。她离开那儿时只有十六岁。

在到达瑞典南部那个偏远的农场后，有那么一段很短的时间，妈妈还经常发电子邮件给我。邮件里充满了对美好的农场生活的描述，还有美丽的乡村风情，以及当地人的热情好客，即便其中隐藏了一丝微妙的感觉，我也把它归结为自己的错觉。过了几周，邮件的篇幅明显缩短，喜悦的感情也越来越少，可在我看来，这反而是正常的。妈妈一定是安定下来了，没有时间去感叹了。终于，她的最后一封邮件出现在我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