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4

女人在年轻时都是好看的，而莉莉则称得上美艳动人。她生着一张轮廓分明的古典式脸庞，浓重的眉毛，线条清晰的下巴，还有一双精致的棕色大眼和修长的脖子。她的身材也很完美，是那种你梦寐以求的身材：肩膀不宽不窄，纤腰细腿，前凸后翘，小腹紧实而平坦，各部分比例恰到好处。她将头发和眉毛染成了红色，喜欢穿艳丽的衣服——上面装饰着亮片、雪纺纱和银线。每当莉莉走入餐馆或酒吧时，所有的男人都会回头看她。如果她意识到这一点，也许会很高兴。可是她并不知道。她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美丽。她一直在担心自己的容貌。她从杂志上学习如何化妆，花上几个小时来试验不同牌子和种类的化妆品。她在脸上的某些部分施以暗色粉底，再在其他地方施以明亮的浅色粉底，鼻子周围的出油区则用另一种特制的粉底。她修了眉，小心翼翼地给它上色。她在眼周要用三种不同的化妆品，又在粉底之上擦了胭脂和扑粉。谈起化妆品，她可以说得头头是道。米拉不明白她为什么这么在乎化妆。“你这么漂亮，根本就不需要化妆。”莉莉定定看着她。“啊，你是没见过我不化妆时的样子。”莉莉很认真地说，“怪吓人的。”她把自己的外表描述得一无是处，到处都是缺陷。

她的生活也如出一辙。表面上看起来，什么都好。她的丈夫卡尔是一个沉着而友善的人，好像无论发生什么他都不会激动。在孩子们遇到危机的时候，他总会说：“没关系，莉莉，不会有事的。”他们最大的孩子安德里亚似乎遗传了他爸沉静的性格。而小卡尔（他们叫他卡洛斯）则有点儿难缠。然而，莉莉曾遭遇过非常严重的不幸，她刚二十七岁就切除了五分之四的胃。不知为什么，和别人说起话来，她总是很痛苦的样子。她的声音忽高忽低，说话时总爱扯着头发或是咧着嘴。人们说，“莉莉很情绪化”，或是“莉莉有些焦虑”。如果换个场合，谈话可能就到此为止了。可莉莉和米拉所处的文化让她们相信幸福是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说一个人不幸福，米拉会去追问为什么这么说。于是人们又补充道：“莉莉脑子有病。”那已经不是描述，而是一种评判了。莉莉并不去追究她为什么不幸福，她似乎知道为什么。在谈话当中，她从一个问题跳到另一个问题，做一些隐晦而含糊的评论，你很难从中推断出让她烦心的到底是什么。她总是顾左右而言他。

她们还住在梅耶斯维尔，米拉曾和莉莉谈起她的童年。那是很残酷的。你不得不因痛苦的童年付出代价。那些经济理论都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在生活中，你因痛苦而付出代价，因快乐而获得报偿。莉莉的父亲是个疯子。他是个操意大利口音的瘦小而亲切的人。从表面看，他是一个好男人。他撑起他的家庭，不喝酒，也不做坏事。他和莉莉的母亲的婚姻是由家里包办的。当时莉莉的母亲才十六岁。她不想结婚，也不喜欢这个男人，就离家出走了。可是，俗话说得没错，离开家，女人什么也做不了。她在外面很害怕，也没法照顾自己，于是她决定回家，还提前给家里发了电报，告诉他们她的车次。家里人在中央车站接她，她的未婚夫也一起去了。就在车站中央，当着她家人的面，他将她暴打一顿，她的一只眼睛肿了，鼻子也血流不止。一个月后，她嫁给了他。女人还能需要什么？[15]那是一个西西里的旧式家庭。

结婚之后，他对妻子照打不误。孩子们出生后，他那无名的怒火又找到了新的发泄对象。他做砖瓦匠养活他们，他们从没饿过肚子，只是常常鼻青脸肿。他用多年积蓄在布朗克斯区买了一座三层小楼，并把顶楼租了出去。至于他如何残忍，以及莉莉的童年如何痛苦，我就不一一赘述了。这就够了。

高中毕业后，莉莉想到艺术家的画室工作。她一直想当一名画家，尽管她也不太清楚画家是做什么的。家里人认定这样的目标证明了她的叛逆和自私。每当父亲气哼哼地进来寻找发泄对象时，母亲总会喊道：“打孩子们！别打我！”母亲给她找了一份在服装厂上班的工作。这样一来，她每周能赚二十五美元，交给家里二十美元。可就算她开始工作了，父亲还是会打她。

有一次晚上挨了打后，第二天早上，莉莉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脸是肿的，肩膀上还有伤痕。她壮着胆子对母亲说：“妈，我十八岁了，我可以给家里赚钱了，不再是一个孩子了。他什么时候才能不打我？”

对于她母亲来说，这番话一定很可笑，因为她自己都还带着伤呢。但她还是对莉莉的桀骜不驯大为不满，冲她嚷道：“只要你还住在这家里，你就得挨打！”

莉莉暗自决定，她要逃离这个家。

她把每一分钱都节约起来。除了从午餐费里省钱，她周六晚上也不和姐妹们一起去看电影了，那可是她唯一的乐趣，可她并不觉得这是一种牺牲，为了实现她的目标，别的一切她都可以不在乎。她的工资涨了一点儿，她并没跟家里说。几个月后，她存下了一小笔钱。

你也许会说，莉莉这样是在承认失败，她并不真的想离开家。如果她真的想，就会拿那笔钱买一张去皮奥里亚或芝加哥的火车票。可是莉莉平生从未走出过布朗克斯，从没有单独行动过。她很害怕，她的眼界非常有限。她在离家五公里的基督教女青年会租了一间房子。也许，她并不想切断与家人之间的联系，只是想维护自己的独立和自由而已。她很聪明，每天去上班时，她都会在挎包里装一件衣服，下班时就留在工厂的柜子里。到了周五晚上，她就假装和朋友去看电影，悄悄地用一个纸袋把这一周积累的东西装起来，带回那个她租下却没住过的房间里去。她逐步地集齐了所有生活必需品。她不敢带走所有的衣服，那样会被发现的。接着，她要把缝纫机也带出来，那是她唯一的贵重物品。一开始，她每天就带些小零件，可马达是个问题。于是，她等待着最后一天。在一个周日，她的父母去亲戚家了，她把马达和她的最后一些个人物品装进一个纸袋子里，离开了家。她留了一张便条，告诉父母别担心她，她受不了家里的情况，所以搬出去住了。

她觉得女青年会的那间屋子简直像是宫殿一般。她自由了！

傻莉莉，她竟然还去工厂上班。没过多久，周二那天，她下班时父亲正等在外面，教区的牧师也一起来了。父亲一把将她从下班女工的行列中拽出来，粗暴地拉着她的胳膊。他朝她吼着，说她是贱人，是淫妇，是竟敢离开父母的坏女人。他扇了她一个又一个耳光。牧师就在一旁看着。她啜泣着，试图解释，为自己的贞洁辩护。她说她住在女青年会，她并没有乱来，可是根本没用。她父亲看向牧师，希望他认同自己给女儿定的罪，而牧师也真的认同了。他们一路推搡着她回到青年会，收拾好她的东西，把她拖回了家。牧师在她家里喝了杯酒，吃了些自家做的蛋糕，觉得自己已经尽到了维护道德的责任，就离开了。莉莉则因为自己的放荡行为受到了惩罚。之后，她再也没去过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