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敌人变成人李颀

古从军行

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

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

野云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

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

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

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

冉云飞先生在《像唐诗一样生活》中说：

当异族侵略，国破家亡，不战即自行消灭，那么起来一战便是唯一的选择，这便是某些边塞诗存在的理由。但如果只是一味地歌颂铁血，那么这样的诗作即便可哄传一时，转瞬即会湮没无闻的，因为违反人性的东西，不管它表面看上去多么崇高，多么大言玄玄，终究会被弃若敝屣。

李颀，东川人，幼时住在颍阳（今河南许昌）。《唐才子传》说他开元二十三年中进士，任新乡县尉。但是“性疏简，厌薄世事”，喜欢修道，服食丹药，他的诗“发调既清，修辞亦秀。杂（言诗）歌（行体）咸善，玄理最长，多为放浪之语，足以震荡心神”。看来他在诗歌史上主要是以隐士诗人的面目出现的。施蛰存先生的《唐诗百话》中选评的是他的《渔父歌》，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而事实上，李颀最为后人称道的还是他的边塞诗，其中成就最高的就是这首《古从军行》。

战争的本质就是反人性的，不管这战争披上的是什么外衣。在正常情况下，平民百姓是不愿意打仗的，在面临战争的时候，普通百姓感觉的往往是费解和茫然。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中，谈到战争的起因时，几个普通的士兵曾有这样的一段对话：

“（战争的起因）大多是由于一个国家严重地侵犯了另一个国家。”阿尔贝特答道，带着轻微的骄傲神情。

于是恰登装出十分迷茫的样子：“一个国家？这我可不理解。德国的一座山不可能去侵犯法国的一座山。或许说一条河流，一片树林，一块麦田，都不可能去冒犯别人家的。”

“你是真的那么愚蠢，还是故意捉弄我呢？”克罗普喃喃地抱怨着说，“我根本不是那样说的。一个民族侵犯了另一个民族……”

“那么在这里，根本就没有我的事儿，”恰登答道，“我自己并不觉得有人侵犯了我。”

“那就让我来告诉你吧，”阿尔贝特有点气恼地说，“这根本不是由你这样的乡下佬来决定的。”

“这么说，我就马上可以回家去啰。”恰登固执地说，我们大家都笑了。

回家是不可能的，因为听说军队思归的消息，汉武帝马上派出使者守住了玉门关，阻挡士兵回到家乡。关于战争的起因，这些昨天还是教师、理发师或者铁匠的普通士兵当然更不知道，也许只是因为皇帝喜欢大宛的千里马，或者是想尝尝西域葡萄的滋味，于是，无数无辜的将士就要为之而付出自己的生命，无数的家庭也要饱尝失去亲人的痛苦。

这些秘密，当权者是不会告诉这些老百姓的，士兵们只会被告知：战壕那边的是敌人，是十恶不赦的恶棍，是杀人不眨眼的魔鬼，《西线无战事》中的那些士兵们在学校的时候就被这样的观念不断洗脑，有人力图消灭他们头脑中敌人与人的任何联系，将生命模糊化，将敌人符号化，直至妖魔化。目的只有一个：消灭士兵们的人性，使其能更好地为反人性的战争卖命。《西线无战事》中，当士兵博伊在战壕里刺死了一个法国士兵的时候，他从垂死的士兵的衣袋里翻出了他与他家人的照片，对着慢慢咽气的敌人，博伊充满忏悔地说：

从前，对我来说，你不过是一个抽象概念，一个活在我头脑里的逻辑联想……我刺向的，正是那个联想。可是现在，我才看到你是一个像我一样的人……为什么他们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们，说你们也和我们一样是一些可怜的人，你们的母亲也像我们的母亲一样在着急，我们都一样怕死，也一样会死，一样会痛苦。饶恕我吧，伙伴，你怎么会是我的敌人呢？

博伊开始明白了，敌人原来也是人，李颀也明白了，战争不管对男人还是女人，对己方还是敌方都是残酷的，战场的这边，是“年年战骨埋荒外”，战场的那边，是“胡儿眼泪双双落”。这两句诗超越了唐代所有的边塞诗的高度，向着一片咬牙切齿的杀声中发出了微弱但是又尖锐的质问：“敌人不是人吗？”那些被当权者蓄意模糊化的生命开始清晰，人性的光辉开始在血泊中升起。可惜，他的质问被排山倒海的战鼓声湮没了，他的这首诗甚至也不为很多人重视，在一些评论家眼里，李颀成就最高的似乎还是那些游仙访道的诗。这不仅是李颀的悲哀，也是中国人的悲哀。一个无法把敌人当人的民族，也不可能把自己人当人的，因为人一旦失去了人性，必将堕入魔道，万劫不复。而为了将反人性的战争合法化正义化，敌人不但被符号化，更是被妖魔化，当权者总是高声叫嚣“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外族都被冠以“蛮夷”的称号，其实也就是在赤裸裸地宣布：敌人不是人，而是与猪狗无异的动物，对待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对待敌人，就应该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崇高的人性和伟大的生命关怀，在这里已经成为迂腐和不切实际，残暴和屠戮被披上了神圣的外衣供上神坛，外衣上绣着金色的字样，有“民族”，有“国家”，有“正义”，有“勇敢”，唯独没有“人性”。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兹转录如下：

把敌人变成人

（转引自摩罗博客）

1944年冬天，两万德国战俘排成纵队，从莫斯科大街上穿过。所有的马路都挤满了人。苏军士兵和警察警戒在战俘和围观者之间。围观者大部分是妇女。“她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战争的受害者。或者是父亲，或者是丈夫，或者是兄弟，或者是儿子，让德寇杀死了。”“妇女们怀着满腔仇恨，朝着大队俘虏即将走来的方向望着。当俘虏们出现时，妇女们把一双双勤劳的手攥成了拳头，士兵和警察们竭尽全力阻挡着她们。”生怕她们控制不住自己的冲动。

这时，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穿着一双战争年代的破旧的长筒靴，把手搭在一个警察肩上，要求让她走近俘虏。她到了俘虏身边，从怀里掏出一个用印花布方巾包裹的东西。里面是一块黑面包。她不好意思地把这块黑面包塞到了一个疲惫不堪的、两条腿勉强支撑得住的俘虏的衣袋里。于是，整个气氛改变了。妇女们从四面八方一齐拥向俘虏，把面包、香烟等各种东西塞给这些战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