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与光的君王”——译者序

薛庆国

他的故国是叙利亚，在一个叫做卡萨宾的海滨村庄出生、成长。

他拥有黎巴嫩国籍，又常年定居巴黎——他自我放逐的地方。

他在诗中写道：“他有多重身份，因为他只有一个国度：自由。”

他还说过：“我真正的祖国，是阿拉伯语。”

他的名字是阿里·艾哈迈德·赛义德·伊斯伯尔。

阿多尼斯也是他的名字。

阿里——阿多尼斯——1930年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农民之家。因为贫穷，他13岁时尚未进入学校读书，但庆幸的是，父亲虽是农民，血液里却继承了阿拉伯民族对诗歌的热爱。在父亲的引领下，他进入了阿拉伯古典诗歌的奇妙世界。在学习、背诵古诗之余，他的诗才也逐渐展露。1944年，当时的叙利亚总统前往阿里家乡附近的塔尔图斯城巡视，少年阿里有机会对总统吟诵了一首自己创作的爱国诗歌，总统大为赏识，并当场允诺由国家资助他就读城里的法国学校。阿里入学后苦读法文，两年后便能阅读法国诗人的原文作品。随后，他进入大学攻读哲学，并开始以“阿多尼斯”（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叙利亚国王忒伊亚斯之子）为笔名发表诗作。大学毕业后，他进入叙利亚军队服役，其间因为曾加入过左翼政党而入狱一年。1956年，发生了一件戏剧性的事情：他结束兵役后只身前往邻国黎巴嫩谋生，刚进入黎巴嫩国境五分钟，叙利亚便宣布全国总动员，同埃及并肩作战，抗击发动苏伊士运河战争的英、法、以三国。只不过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叙利亚少了一名士兵，却多了一位诗人。

在贝鲁特，阿多尼斯结识了诗人优素福·哈勒，两人意趣相投，共同创办了在阿拉伯现代诗歌史上具有革命意义的杂志《诗歌》，为阿拉伯先锋派诗人提供阵地。此后，他又担任另一份文学刊物《立场》的主编，并在黎巴嫩大学任教。作为诗人、学者、思想家的阿多尼斯，对贝鲁特这个阿拉伯世界“政治的边缘、文化的中心”情有独钟，并经申请获得了黎巴嫩国籍。1973年，他以优异成绩获贝鲁特圣约瑟大学博士学位，其旨在重写阿拉伯思想史的博士论文《稳定与变化》分四卷出版后，在阿拉伯文化界引起震动。20世纪80年代，阿多尼斯旅居巴黎，并任西方多所大学客座教授。80年代以来，他曾荣获布鲁塞尔文学奖、土耳其希克梅特文学奖、马其顿金冠诗歌奖、阿联酋苏尔坦·阿维斯诗歌奖、法国的让·马里奥外国文学奖和马克斯·雅各布外国图书奖、意大利的诺尼诺诗歌奖和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等国际大奖。近年来，他还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

阿多尼斯是一位著作等身的诗人、思想家、文学理论家、翻译家、画家。除了极为丰富的诗歌创作外，他还著有十余种文学评论与思想理论著作，编选过多部阿拉伯古代与现代诗集，并有十几部译作问世。近年来，阿多尼斯还尝试涉足现代绘画，在巴黎举办过个人画展。他绘制的具有现代风格的抽象画，常被用作自己诗集的封面和插图。

阿多尼斯是阿拉伯诗歌现代化最积极的倡导者，他提出的一系列诗学见解，为阿拉伯新诗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他看来，以新诗运动为标志的阿拉伯诗歌现代化，关键并不在于形式的革新，而在于内容、语言的革新，在于看待人生、宇宙观念的革新。因此，诗歌体现的不仅是文学与审美的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文化问题，是一个“关乎人、存在、人道与文明的问题”。新诗首先应该代表一种新的观念，“其核心是探寻与抗议：对各种可能性作探寻，对主流发出抗议”。新诗不能满足于像浪漫主义诗人那样抒发感情，而应体现全面、崭新的文化观，表达对人生、社会的全新认识。诗歌也不能满足于像现实主义诗人那样反映现实，而应该启迪读者，如火焰一样为他们照亮新的天际。文学应与政治分开，不应沦为宣传意识形态的工具。诗歌是一种最崇高的表达人的方式，应着力探索心灵、爱情、疑问、惊奇和死亡的领地。现代性并不在于时间的新近，而在于是否具有创新、突破的精神。诗歌现代化没有止境，没有界限，而是一个不断变化、求索、超越、反思的历程。要实现诗歌现代化，既应该借鉴西方现代思想与理论，又应该从阿拉伯文化、文学传统中汲取养分。对传统应该重估，尤其应发掘遭主流意识形态长期压制、排斥的革新思想的价值。重估传统应回归到对经典文本本身的重读，而不应依赖注释家对文本的注释与解读。

阿多尼斯的诗歌属阳春白雪，知音主要是文化水准较高的诗歌爱好者；他主张变革、创新的诗学理论虽具有革命性，但其影响也主要集中在文坛诗界。然而，他对阿拉伯政治、文化、社会作出的空前尖锐而深刻的批判，则对整个阿拉伯知识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使他成为当今阿拉伯世界最具争议的文化人之一。

祖国与民族不幸的现状，是阿多尼斯忧伤与悲愤的根源。在他看来，阿拉伯民族有着辉煌的过去，丰富的遗产，其人力资源、战略位置、物质财富均得天独厚，历史上也曾有过气度恢宏的开放，致力于不同民族的和平共处。有了这些良好的条件，当代阿拉伯人完全应该在人类文明的建设中发挥独特的历史性作用，但可悲的是，阿拉伯的现实与之相反。在阿多尼斯看来：“今天的阿拉伯，是历史上几个黑暗时期——蒙古人洗劫巴格达，拜占庭的战争，安达卢西亚的沦陷，奥斯曼的殖民，巴勒斯坦的割让——的延续。”为了揭示阿拉伯现实困境的根源，他不畏其艰，深入考察了阿拉伯思想与文化史。他在巨著《稳定与变化》中指出：阿拉伯思想史的主要特征是“稳定”，这种稳定近乎“沉睡”，已成为妨碍阿拉伯人前进的桎梏；阿拉伯文化的真正价值在于其中长期受到排斥、处于边缘的“变化”因素；以“变化”超越“稳定”，是阿拉伯文化的希望所在。他还深刻解剖了阿拉伯政治现实，揭示了阿拉伯文化、社会与政治中存在的诸多弊端，如：因循守旧思想严重，宗教蒙昧主义肆虐，专制、腐败的政治文化盛行，反省与质疑的意识匮缺……阿多尼斯对传统与现实的批判，往往思想尖锐，言辞激烈。譬如，对于阿拉伯世界的专制统治者，他这样予以痛斥：

面临着犹太复国主义的蚕食、帝国主义的凌辱与奴役，面对外来的野蛮，那些以另一种形式的野蛮对待自己人民的政府，那些不断侵犯国民的权利，实行紧急状态，建立特别法庭，肆意拘捕无辜，剥夺公民办报、建党、结社的自由，甚至剥夺他们言论和工作自由的政府，那些将自己的人民淹没在腐败、疾病、失业、文盲、饥饿、污染、沙漠化、水荒之中，拜倒在西方技术成就脚下的政府，如何能够实现进步，抵抗外来的霸权主义？那些奴役自己人民的政府如何摆脱来自外部的奴役？那些不停地摧毁自己人民力量源泉的政府，凭什么力量去和外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