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文艺轻骑兵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届文艺汇演需要人，由于我在北京军区战士文艺汇演笛子独奏很成功，有幸被调到战友文工团。我所在的曲艺队是四好连队，人不多，有文艺轻骑兵之称，有任务拉起来就走。每逢一念毛主席语录，“情况是在不断变化……得”，我们就知道要下去。

那次到太行山，山路崎岖难走，偏僻的地方偶尔还能看到狼。到了一个地方还要服务人民。记得有几个盲人，让我帮助给调调笙，调笙需要一个好耳朵，要将朱砂加热点在簧片上。没想到点笙出笑话了，盲艺人接过我点的笙试了试说：“你点的真好。”我客气地说：“不行，瞎点！”当着盲人面说瞎点，周围的人都捂着嘴，搞得我无地自容。

演出的笑话就更多了，我这人爱笑场，有时笑到不能演出，糟糕得很。一次演出我伴奏山东琴书，晚上大野地灯光一亮就招虫子，屎壳郎飞来飞去撞到扬琴上咚咚乱响。有个屎壳郎趴在了女演员的耳垂上，像是一个耳坠。她又不能把它轰走，还在那儿唱，我怎么看怎么觉得可笑，底下的观众也乐得一团糟。

我们还有一个节目是雷琴独奏。那天有点凉，拉京胡伴奏的吴老师拉着拉着鼻涕流出来了，就那儿耷拉着，擦又没法擦，吸又吸不回。吴老师赶紧把脸扭过来冲着里面拉，我本来在他后面看不到，他这一扭脸正冲着我们，我一看当时笛子就吹不出声来了。演奏一结束，吴老师脸朝里提着凳子就下去了。

当曲艺队到外面演出时，我和相声演员任京生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负责照顾好高元均老师。给他打背包拿东西，缺什么给他去买，少什么帮他去要。往常走到哪儿高指导都住在一个条件好的单间里，而且住的也离我们比较远，原因是高指导嗓门大，打的呼噜也大，我和小任背地里都管他叫夜老虎。

有一次我们到承德地区一个训犬部队演出，这个单位在一个山沟里，条件比较差。指导员给我和小任做工作，说因为房子紧张需要我们和高元均住在一个屋里。我们俩想这该怎么办，后来经过商量，决定抢在高指导前面先睡，这样他回来我们早就睡着了。这招还没使呢，高指导走进来，一进门就说：“怎么，还没睡？我可睡了。”说完躺下就开始打呼噜，他的呼噜声非常响，山崩地裂一般！那一宿我和小任受尽了折磨。

这辈子好几个大呼噜都让我赶上了，还有相声演员牛振华，我跟他给电视台搞节目时住在一间屋里，他的呼噜声特别大，吵得我怎么都睡不着，最后到厕所拿了点手纸，将纸沾湿卷成小卷塞到耳朵眼里，这才勉勉强强睡着。

我这人最大的毛病就是记性不好，在部队没少挨批评。有一次我们在承德一个部队演出，第二天我们离开的时候，都快走出两公里了，部队的一辆摩托车一路追来，宣传干事手里举着一个军用书包，一边追一边喊：“书包，谁的书包？”我们都站在一辆卡车里，我还提醒大家：“哎，谁的书包落下了？”有个女演员看我没背包，就说：“小廉，是不是你的书包啊？”我一看可不是我的书包吗？汽车赶紧停下，我把包接过来，千恩万谢离开了那里。

丢东西虽是小事，问题是我从不吸取教训。还有一次我们到太行山去演出，那时候我们团还在平安里大街1号。全队人员都集合在院子里，领队仙俊同志提醒大家，他说现在就要出发了，大家想一想谁还有没带的东西。我心想现在想也想不起来。然后大家就上车出发了。到了北京站我发现我的笛子盒没有了，我就问大家谁拿我笛子盒了，大家说你的笛子盒你不拿你问谁呀。哎哟，我说我光顾装道具了，笛子盒没拿。乐队张班长一听就急了，赶紧让我坐团里的车去取。那辆车飞一般地开到平安里大街1号，我跑到团里一看，那个笛子盒还在院子里放着呢，真是谢天谢地。拿到盒子，司机拉着我赶紧往北京站开，到了北京站已经检票了，差点误了车。

在火车上张立发班长语重情长地对我说：“小廉啊，你哪点都好，就是邋遢，我实在对你有意见。你得改呀！ ”等到去了大寨，我把洗脸盆落下了，结果又为了我的脸盆回去取了一趟。

班长真气疯了，说你笛子落下了，然后是脸盆，又是书包。这样在部队是不行的，打仗耽误事，就这样上纲上线地批评我。可是我就是改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