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穆斯惹拉的棕榈树

我们并非自另外一个国度来到这个国度

我们自石榴而来，自记忆之胶而出

凭着破碎的概念我们置身泡沫之中

莫问我们会在你们之间停留多久，莫问

关于这趟探访的只言片语

——《海上宾客》，马哈茂德·达尔维什

说来也奇怪，我竟还想继续住在耶路撒冷这座本该让我们一家团圆的城市。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团聚而非分离。但是在我跟里欧分道扬镳、家庭破碎之后，这座城市对我产生了一些奇妙的作用，它莫名使我心头放下对这个家庭各种未能实现的期待。在新家里，我觉得自己像是刮去了一身青苔，重新注入了新希望。我在身边筑起一道石墙，成功把通常会伴随分手而来的负面能量、恶意与偏执阻绝于生活之外。躲在墙内令我备感安全，我不会让里欧或任何人入侵这个空间，在这里我不再被过往伤痛所扰，开始记录在耶路撒冷这段期间的经历。

我不再为了满足与里欧共组家庭的渴望而委屈自己，生活中再无绝望与悔恨的干扰。我关上过去那个充满挣扎与期盼的世界，用尊严与创意打造了一个自给自足的平行世界。我的过去，我们共同的过去，其中充满了各种荒谬的争执与自我贬抑，现在看来宛如一场闹剧。此刻的我就像新家院子里那棵树龄已久的高大棕榈树，自在而充满智慧。

两个月以来，里欧与我只会为了跟孩子们有关的事情而联络。

令人讶异的是他竟能够固定每周五去接他们放学，然后共度周末，通常直到周日下午。我手上一下子多出许多自由时间，一开始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才好。每周日晚餐时，我会听孩子们说起他们做了哪些刺激的事，例如在阿喀兹夫国家公园（Achziv）的生态海滩过夜、在提比哩亚湖畔露营、在贝特谢梅什的森林漫步。然而最重要的是，里欧竟然为了孩子们下厨，他显然唤起了心中深藏的厨师魂。

“你们安息日晚餐吃了些什么？”我会这样问孩子们，他们在结束周末旅行后总显得兴奋而疲累。

“爸爸煮了鱼汤，里面放了扁豆和番茄。基兰和爸爸还做了一个蛋糕，一个巧克力蛋糕。”玛亚得意地说道。

跟过去一样，就在我搬进这间屋子不久之后，我听见它在对我说话。也或许是我自己先把屋子拟人化了，在耶路撒冷的生活已迈入第三年，这是头一次我的房子成了我的避难所，成了我的朋友。它使我恢复活力，让我觉得自己受到保护。这栋房子也是一栋一九四八年后被弃置的巴勒斯坦房屋，这里的鬼魂很友善，但或许友善只是暂时的，说不定是因为我再次搬到另一栋阿拉伯房屋，让鬼魂决定放过我，因为他们开始对我感到好奇，想知道我何以坚持要留在这里。这一回我负责说，他们负责听。我告诉他们，我宁愿跟一九四八年前的鬼魂同居，也不想住在一九四八年后建造的那些缺乏神秘感且没有灵魂的房子里。这栋房子的墙壁足足有一米厚，墙内洋溢着一股友善的氛围，使我得以摆脱过去缠绕在生活中的各种琐碎控诉。

有一天我和玛亚在圆顶清真寺附近的大马士革门散步，看着午后阳光照耀在宏伟的圆顶上，照耀了苏莱曼一世[56]打造的城墙与邻近区域，仿佛也照亮了好几千年的历史。此情此景令我感到历史之浩瀚，回到家中后，便开始数起院子里那棵棕榈树上有几道沟槽。

这棵棕榈树是这个名为穆斯惹拉小区的地标。“当你经过鄂图曼式宅邸旁的高墙与行人徒步区之后，沿着通往那棵高大棕榈树的小径一直走，直到抵达一道蓝色大门前……”我都用这样奇特的复合句指引他人来我家。

我听说可以通过棕榈树干上的沟槽来计算那棵树的年纪，每道沟槽便代表一岁。

那棵树上共有一百二十一道。

房里的天花板很高，我一直找不到够高的梯子来换卧室里的灯泡。那个灯泡在前任房客承租时便坏了，那位房客叫作克里斯·麦克葛瑞尔，他是英国《卫报》的特派员。

在克里斯之前的房客则叫作苏珊·戈登堡，也就职于《卫报》。在她之前则是《洛杉矶时报》的特派员芭芭拉·德米克，她是一位单亲妈妈，她的孩子就在这栋房子里出生。过去十五年来，报道巴以冲突的这些作者、孜孜不倦的记者、观测员、记录者，他们的精神令我深受启发。每当我熬夜记录我在这个中东冲突最激烈地区的旅程经历之际，就能轻易感觉到他们就在身边陪伴着我。

在我搬到穆斯惹拉这栋房子不久之后，我的事业出现了有趣的转折。我当时在替BBC电台第四频道做一则图文报道，主题是发生在以色列中部位于特拉维夫附近一座城市的名誉杀人[57]案件的受害者与幸存者。我认识了一位母亲，她不久前才在以色列法庭上指证她的一个儿子以维护家族名誉为由杀死了她十八岁的女儿，而这位凶手只比受害人大两岁。通过这位母亲，我才得知在贝都因阿拉伯小区有这么一段黑暗的历史，那就是女孩与女人会被自己的兄弟与亲戚谋杀。由于小区民众害怕遭到凶手报复，所以此般罪行多年来始终被蓄意掩盖，直到这位母亲挺身而出，她公开的证词掀起了一阵波澜。在我眼里这则故事不仅重要，更具有视觉震撼力。我觉得短短一则BBC专题报道实在不够，我想要拍一部纪录长片。我非常笃定要执行这个计划，几个月之内便面试、募集了我的团队，成员包括一位住在旧城区维亚多勒罗沙街的巴勒斯坦摄影师，还有一位以色列左翼剪接师，她来自独立前的捷克斯洛伐克，但如今已入籍以色列。她成长于天鹅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58]时期，但是革命未能阻止她的祖国无可避免的分裂，因而她对此运动的幻想也宣告破灭。我募集了这两位来自对立双方的组员一起参与我的计划，这也算是我的小小和平实验。后来我的团队扩编，又加入了一位巴勒斯坦基督徒翻译、一位巴勒斯坦穆斯林旁白员，还有一位美国犹太音效剪辑师，大家一同参与这部探讨以色列都市化过后的贝都因小区中所发生的名誉杀人案件的纪录片。

我与里欧的关系同样也发生了有趣且出乎意料成熟的转折。尽管在经历了包括分手等种种遭遇之后，我当初想要深入中东生活的决心并未动摇，于是我尽可能地让自己成为中东世界的一分子，不但遵照丈夫的期望，以犹太或半犹太的方式养育孩子，我自己也学习当地语言，并且鼓励孩子们跟进。里欧与我虽已分居，但我对此事的立场并未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