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拍摄纪录片

我与里欧的关系紧绷了好一阵子仍难以挽回后，我们决定各自搬到新居，此后没多久我便开始制作以名誉杀人为主题的第一部纪录片。即使我们都清楚这场分离是段观察期，我们不该谈论此事，也不该继续见面或一起参加孩子们学校的会议等等，但在分居初期真要做到实在不容易。对我来说尤其痛苦，虽然周末孩子们不在身边时我都忙着编写纪录片脚本，或规划我的BBC专题报道，但当我独坐在阳台望着漆黑花园与那棵孤单的棕榈树时，还是不免感到一阵空虚。

当时的我整个人变得神经兮兮，所有心思都离不开我悲惨的私人生活，约莫就在此时，哈穆迪开始与我共事。我们一起去以色列中部的拉姆拉（Ramla）出差，七年来那里有九位女性被她们的兄长与亲戚杀害。哈穆迪一开始不愿参与任何以负面观点描绘贝都因穆斯林社会的计划，但我要他先来试着拍拍看，再决定是否愿意继续。

当天早上八点半，我先去东耶路撒冷接他，我们开车经过所谓的种族歧视红绿灯，会这么说是因为自巴勒斯坦城市方向而来的车辆，据说会比从西耶路撒冷前往西岸地区最大犹太殖民区马阿勒阿杜明的车辆在红灯前多等上三倍长的时间。

我们花了二十几分钟才通过红绿灯，我开始相信种族歧视红绿灯这个说法或许有几分可信。我对着这些灯号不停咒骂，直到终于右转开入通往特拉维夫的一号公路为止。这些骇人听闻惨案的事发地3拉姆拉，距离特拉维夫这个拥有摩天大楼与拥挤海滩的现代化以色列地中海城市并不远，特拉维夫替厌倦冲突的自由派年轻人与许多不信教的学者、分析师、社会运动人士提供了一个得以喘息之处。从特拉维夫开车只需十五分钟即可抵达拉姆拉，那里显然是历史最悠久的阿拉伯区，八世纪初时该地是阿拉伯帝国巴勒斯坦省的省会。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建国后，原来的巴勒斯坦居民逃离该城，原本居住在沙漠的民族或来自南方沙漠的贝都因族迁入该地。由于内盖夫沙漠被各种以色列研究机构，比如太阳能研究等单位接管，原本在该沙漠游牧的贝都因人被往北驱散，一路迁徙，最终定居在各个市镇中心。许多贝都因人起先都曾迁入特拉维夫的沙丘区，而拉姆拉是距离沙丘区较近的几个规模较大的城市之一。

从公民权与效忠部落这两个观点来看，住在以色列占领区的贝都因人颇为有趣。他们是以色列公民，必须在以色列军队服役，但他们同时也是穆斯林，因此当他们被派驻以色列检查哨时会觉得身份格外尴尬，在那里他们的穆斯林同胞会把他们视为通敌者。再者，巴勒斯坦人对贝都因人也有很深的偏见，贝都因人总被认为无知（犹甸沙漠某个贝都因部落的名字就叫作“jahalin”，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无知”），并且保留了许多早在伊斯兰教创立前就已流传的阴暗习俗。当我与我的巴勒斯坦友人们讨论发生在贝都因部落里的名誉杀人案件，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表示“那些人”仍活在Ayame Jahalia3伊斯兰教创立前的黑暗时代。

这回我采访的家庭本是来自内盖夫沙漠旁最大的城市贝尔谢巴（Be’er Sheva）。如今他们住在拉姆拉一处名为加利许（Juarish）的贫民区，那里是一片犹如法外之境的荒漠，当地居民却很自满。漫天飞舞的垃圾与露天流淌的污水，是此区令低调访客惊恐不安的诸多第一印象之一。区内有几户装潢豪奢的屋子，人人都知道那是用贩毒所得盖成的。加利许的贝都因年轻人不再去沙漠放牧山羊后改遁入地下世界，据说他们掌控了以色列中部一带的贩毒圈。此外，他们也重拾杀害有损家族“名誉”的女性之习俗。他们就在以色列警方眼皮子底下从事贩毒与杀人的勾当。有关当局告诉我，就算是救护车有时也不太敢开进加利许区，听见警方如此自认败于拉姆拉毒枭手下挺令人意外的。在加利许区甚至连出租车都叫不到，此区街道显得荒凉而诡谲。

加利许区平均每年发生三起以维护家族名誉为由的女性谋杀案，在最近一位受害人的母亲出面指证后，此区变得恶名昭彰。这位受害人名为哈姆达，年仅十七岁（她满是弹孔的尸体倒在床上被人发现，而她哥哥被人目击在事发几分钟后离开现场），她的母亲向警方与媒体指控她的家人，表示过去七年来，他们已杀害了九名女性。在她出面指证之后，许多过往案件也浮出水面，强烈冲击以色列社会。

当哈穆迪与我抵达当地，准备展开第一天的拍摄时，当地街道一如往常地荒凉。我们选择把车停在一座清真寺外头，因为哈穆迪认为若被当地男性发现我们来采访当地女子而惹出什么麻烦的话，停在那边是最安全的选择。

抵达加利许区之后，本来因为抽了大麻而显得放松的哈穆迪，神情变得严肃且警戒。他走入清真寺内，我们将要在寺内与部落长老会面，他同意接受访问来谈论这些谋杀案，并借此澄清这些习俗早已废弃，此区所发生的惨案与伊斯兰教并无关联。但当我随着哈穆迪进入清真寺时，里头不见长老身影，也不见任何信徒。此时民众开始聚集在我们停车处，我赶忙回到车上，紧张地坐在车内等待。几分钟后哈穆迪回来了，他建议我们先去拜访哈姆达的母亲，因为那位谴责谋杀案的贝都因长老尚未抵达。

我们把车留在清真寺外头。他带了他的摄影包，但我们认为带着脚架走动恐怕不是个好主意，所以便将其放在了车上。通往哈姆达家的路上，栽种了成排的凤凰木老树，盛开的凤凰花令天空看似洒上了鲜红颜料。这个画面让我想起哈姆达浸在血泊中的尸体，仿佛她死后灵魂便附身在了这些深红的花朵上。

稍后，哈姆达悲痛欲绝的母亲雅玛玛带我们去看哈姆达床边的那道墙，她说当时墙上溅满了她女儿的鲜血。哈姆达一共被开了九枪。

“是我儿子干的。对我来说，从我儿子射杀他妹妹那天开始，他就死了。他是我的儿子，我亲自生下他，还喂了三年母乳，他怎么会干下这么可耻的勾当，只因为他妹妹跟一个男人通电话就杀了她？”

“她是在跟谁通电话？”哈穆迪问道。

“她根本没跟任何人通话。”雅玛玛驳斥刚才自己的说辞，“那全是她哥哥捏造的谎言，她哥哥杀她是因为她拒绝嫁给一名想娶她的亲戚。她还没到结婚的年纪。我美丽的女儿，我最小的孩子，他们就这样夺走她的生命。”

哈姆达生前最后一晚的睡床旁的那道墙上弹痕累累，雅玛玛拒绝让人补平墙面。那起惨案距今已有一年，但她仍未能走出伤痛。她白天多数时候都待在哈姆达的坟墓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