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希望破灭

怀孕的消息给我们一家带来无限的希望与可能，让我们以为这个家将稳固地延续下去，谁知道希望与可能最后却成了一座纸牌屋，一推就倒。第一个警讯出现在我怀孕三个月时的超声波扫描，扫描显示我们尚未出世的宝宝心脏上有白色斑点。

而后事情急遽发展，也只能如此。

这则流产故事的第一章发生在耶路撒冷。我搭上前往伦敦的班机，那是我两个孩子的出生地，我也想将我保不住的孩子留在那里。我们本不该有第三个孩子，怀孕全是意外，然而当我真正失去孩子之后，这么想也无法缓解我的悲痛。从她在我体内着床的那一刻开始，她就成了我的一部分，我们一起成长了一百天之久。机场的安检人员问着例行问题，但这一回我是独自旅行，而一个单身女子在以色列安检分类里归属为最高威胁。由于多数时候我至少会带着一个孩子同行，因此一直至轮到我与安检人员对话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我觉得自己很赤裸而且极度不舒服，此刻我最不想坦白回答的便是诸如目的地与旅行动机这类的例行问题。

“你是自己一个人旅行吗？”

“是的。”

“你怎么会来以色列？”

“我和我的家人住在这里。”

“你先生是以色列人吗？”

“不是。”

“他的职业是？”

“记者。”

“哪个报社的？”

“他是自由记者。”我累到无法提供更多信息。

“那你呢？有工作吗？”

“我是家庭主妇。”

我照着标准回答，这种说法每回都能避免他们继续追问我的工作。幸运的是这里的安检人员没有带着计算机，否则他们只要登录搜索网站便会得知我的工作内容，而这只会让状况变得更为复杂，因为我拿的是观光签证。到目前为止，他们似乎很满意家庭主妇这个答案。

“你知道你不能在这边工作吧？”一位面无表情的年轻海关官员如此说道，她的黑人式鬈发发束落在她凌厉的双眼之前。

谢天谢地我只字未提我的拍片工作！我心想为何每回碰到的海关官员都是埃塞俄比亚犹太人，我常觉得他们是审问人员里敌意最深的一群。他们是入籍以色列的犹太人当中最贫困的一群，因此，急着想在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精英面前证明自己。然而当我肚里的宝宝正点滴流逝之际，我实在无暇同情埃塞俄比亚犹太人可怜的处境。

“是的，我知道。”严格来说，持有观光签证便表示我不得在以色列工作。但实际上人人都这么做，就连外国的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也是，这全是为了避开申请工作签证冗长而官僚的手续。“我当然知道我不能工作，我拿的是观光签证。我每三个月离境一次就是为了再回到这里。”我说。

“但你不能一直这样下去。你得通过你先生的工作去申请长期的配偶签证，在你护照上盖个章才行。”

他们把我的随身行李送入X光机，我也跟着通过X光闸门。这一回我跟其他人一样得乖乖接受检查。这一回我不是犹太人之妻，也不是两个半犹太孩子的母亲，无法享有特权，我被视作普通的单身高风险旅客。他们要我站到一旁，并且告知我该前往几号柜台检查行李。我慢吞吞地走向柜台，毫无反抗之意。我想起我们的亲戚：雅可夫、米哈尔、阿默思3这些名字会让我立刻从这些麻烦中脱身，但此刻我无法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思绪。

他们要我打开我的行李箱。开箱之后我接着拉开盥洗包的拉链。我从小袋子里拿出相机，一位安检人员从我手中夺去后打开了液晶屏，逐一检查里头的照片。我很后悔没把前阵子去死海旅行时，里欧帮我拍的一张蹲在路旁树丛小便的照片放在里头。

“这些甜食你是在哪里买的？”柜台后方那位男子在把玩过我的相机之后，从行李箱内拾起这盒果仁蜜饼，然后用浓浓的俄罗斯腔问起我这个问题。

糟了！我不该把那些东西放进行李的。真正的答案已在我舌尖，但我把它硬生生咽了下去。

“在旧城区买的。”

那些甜食来自加沙，是里欧上一趟过去时带回来的。我要把它带给里欧的父亲，他喜欢吃些美味的阿拉伯甜食。在这里说出“加沙”两个字会比扔手榴弹更危险，我现在只能期盼这位俄罗斯人不懂阿拉伯语。

去你的俄罗斯人，我忍不住在心底咒骂，他们语言能力太好，没有这么好骗。

“但盒子上写着‘阿萨’。”阿萨是加沙的希伯来语说法。他边说边盯着我看，眼睛连眨都不眨。

“可能是在加沙做好然后运来耶路撒冷卖的吧。”这种说法根本不成立，因为目前加沙正遭到封锁，“也可能是耶路撒冷的店家取得了这种加沙特产的专卖权，就像在耶路撒冷的旧城区也能买到用绵羊奶酪做成的纳布卢斯著名甜点kanafe，也就是糖浆奶酪坚果甜饼。你瞧，我根本不懂阿拉伯语。”

我又说谎了，我的阿拉伯语水平足以看得懂“加沙制造”这几个字。我很难分辨眼前这个俄罗斯人和徘徊在他身边的属下此刻是否相信我的说法。我刚刚或许该简短明确地回答就好，不需要举什么糖浆奶酪坚果甜饼的例子，之所以那么说是因为审问至此我已开始紧张。他们怀疑我在遮掩什么吗？我不希望他们认为我是那种会在以色列入侵时，直接躺在坦克车前的专业巴勒斯坦激进主义分子。我跟加沙毫无关联，只不过我丈夫会固定前往那位于地中海沿岸的狭长地带罢了。

“但你知道的，我们目前正在包围加沙，”3啊，看来我没骗到他！3“这些甜食不可能从加沙运到耶路撒冷贩卖，除非是记者、外交官或联合国人员亲自把它们带过来。”这位俄罗斯人没给我机会回应他最后对我意图欺瞒果仁蜜饼来源的推断。

他们进一步检查我的行李。他们把牙膏从软管中挤出再放入一台机器内，他们拿着棉花棒往我的手提袋内抹，再送入仪器内检查是否有火药残留的痕迹，然后紧接而来的是更多问题。

“你为什么没有家人陪在身边单独旅行？”

是啊，的确，为什么一个“家庭主妇”会独自旅行？

“我的身体有紧急状况，得回去就医。”我说，我的眼神往下望去，我不想接受更多打探。但我拒绝与他们眼神接触，反倒让审问官有更充分的理由相信我这个携带加沙甜食之人势必隐瞒了些什么。他把我交给一位女性海关官员，她带我来到一个小隔间搜身。我努力不让压抑的泪水从脸颊上滑落。

从她的口音我知道这位女性海关官员是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在这里，安检也有阶级之分，先由移民而来的以色列人进行初步询问，再将旅客交由本土以色列人进行最终检查。这位女性官员面无表情。她要我张开双臂，双腿岔开站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