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方社会风习之别

陈寅恪先生在解释《聊斋志异》为何出现于三百年前的中国北方时，曾有过这样一段论述：

清初淄川蒲留仙松龄聊斋志异所纪诸狐女，大都妍质清言，风流放诞，盖留仙以齐鲁之文士，不满其社会环境之限制，遂发遐思，聊托灵怪以写其理想中之女性耳。实则自明季吴越胜流观之，此辈狐女，乃真实之人，且为篱壁间物，不待寓意游戏之文，于梦寐中以求之也。若河东君者，工吟善谑，往来飘忽，尤与留仙所述之物语仿佛近似，虽可发笑，然亦足藉此窥见三百年前南北社会风气歧异之点矣。[6]

在这里，陈寅恪将工吟善谑、往来飘忽的河东君（柳如是），比附于蒲松龄笔下来往无踪、风流放诞的妖媚狐女，虽说是忽发异想，但也十分贴切，令人发笑。然而，这段文字中亦隐含着这样一个大判断：作为北方人的蒲松龄，尚在梦寐遐思之余，聊托灵异狐怪来想象理想中之女性，殊不知，在当时吴越之苏、杭、松、嘉一带，如松龄笔下狐魅一般风流放诞之女性（比如柳如是），已为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之人。她们与名士胜流公然往来，早已是稀松平常之事。南北方三百年前社会风习之歧异，由此可见一斑。

至于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陈寅恪看来，是源于常熟、盛泽等江南地区丝绸业发展而带来的经济繁荣，源于由“地方丝织品之经济性”而导致的社会风气（特别是道德风气）的巨大变化。

中国自唐宋以来，虽有文人雅士携妓纵酒、狂放不羁的风尚，然而，风流雅事之男女主角，大多也局限在政要名流和士大夫阶层。关于这一点，唐宋诗文、戏曲、传奇中皆有所反映。宋元以后话本大兴，描写男女私情的小说和戏曲竞相出现，预示着两性交往之道德观开始发生进一步蜕变。不过，男女交往风习发生重大转折，风流放诞之狐女成为陈寅恪所说的“篱壁间物”，蔓延至商人乃至普通人阶层，并最终导致新的道德出现，当自明代肇始。大量色情小说在明代的出现与泛滥，就是其重要表征之一。

陈寅恪不仅注意到明代风习的巨大变化，且明确说明这种变化实由经济繁荣所推动，可谓目光如炬。再者，当时的中国南方社会，其经济之发达，市民阶层之富庶，社会风气（特别是男女交往的风习）之开化，均远胜于北方。陈寅恪的这番推论，大体上可以成立。尤其是考虑到蒲留仙所生活的淄川（今山东淄博）为闭塞之地，他于穷愁无聊之际，发奋著书，不得已而将心目中冲破陈规陋俗、敢作敢为的女性，托之于狐怪梦寐，似乎也顺理成章。

然而在距离淄川两百公里之外的临清，情况则完全不同。单以《金瓶梅》而论，位于临清的“谢家酒楼”即有百十来间客房，住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妓女。而玳安前去嫖妓的清河县城的一条陋巷中，中下层妓馆即达十数家。甚至同性之往来，男妓男宠之性事，亦为作者所津津乐道——小说中的温师傅即为专好男风的腐儒，而西门庆则兼有女色与男童之好，其他如陈敬济、王经、画童、书童之类均为齿白唇红的男性猎物。甚至贩夫走卒及街头乞丐之中，也弥漫着“好男风”的习气。由此可见，明代中期以后，北方社会的炽盛淫风比之于江南各地，亦不遑多让。至于说李桂姐、李桂卿姐妹，吴银儿、郑爱月、郑爱香等娼妓，不仅被包养于瓦肆勾栏，而且怀抱琵琶和月琴公然出没于达官贵人之府，往来飘忽，从不避人耳目，甚至还与吴月娘、李瓶儿这样的显贵“名媛”以母女相称。与柳如是相比，这些妓女虽不“工吟”，但若说到“善谑”，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人虽没有柳河东吟诗作赋的旷世之才，但也会唱一些戏文小曲，兴会淋漓之际，亦能裂石绕梁，响遏行云。

《金瓶梅》成书的年代虽难以确考，但根据现有的资料，也能大致推定在明嘉靖中后期至万历初年之间。[7]蒲松龄生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而《聊斋志异》的成书时间，大致在清康熙十八年（1679）。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金瓶梅》问世之后就以抄本的形式在社会上流传。据屠本畯记载，明代王世贞（凤洲）家即藏有全书，董其昌、王肯堂诸人亦抄过此书。由此推测，此书在社会上传播转抄而至风行，不会晚于王世贞去世的万历十八年（1590）。也就是说，以蒲松龄生卒年代来考量，从时间上来说，他完全有可能是见过此书的。惜乎现今所存资料中，唯一可以推断蒲松龄读过《金瓶梅》的文字，当属《聊斋志异》中作者自己的一段感慨：

异史氏曰：世风之变也，下者益谄，上者益骄……若缙绅之妻呼太太，裁数年耳。昔惟缙绅之母，始有此称；以妻而得此称者，惟淫史中有林乔耳，他未之见也。[8]

在此，蒲松龄借“异史氏”之口，流露出对当时世风之变的忧愤。公然称妻子为太太，在留仙看来是世风日下的一个明显例子，作者因而大为不满。他的意思是说，在过去，只有缙绅之母可以有“太太”之称，将妻子称为太太的，只有“淫史”中的林太太、乔太太罢了，其他的例子没有见到。这段话饱含讥讽，语调颇为不屑。

那么，蒲松龄所说的那部“淫史”究系何指？

在《金瓶梅》中，西门庆因与乔大户结亲，称亲家女眷为“乔五太太”或“乔太太”，故而书中也有“因结亲月娘会乔太太”这样的回目。而在六十九回，西门庆因垂涎于王三官妻子黄氏的美貌，前去拜见王三官之母林太太，并与风韵犹存的林氏成其好事。至七十八回，两人再度会面并交媾，回目也变成了“西门庆两战林太太”。

结合蒲松龄“淫史”之讥诮，细绎《金瓶梅》的相关文字，蒲留仙所说的林、乔，当是《金瓶梅》中林太太与乔太太无疑。[9]这至少可以间接地说明，蒲松龄对于《金瓶梅》所描绘的临清一带的淫靡之风，表现出相当的愤怒与鄙薄，并对《金瓶梅》直陈其事、无所忌讳的“自然主义”表现方法极为不满，目之为“淫史”。这也从另一方面提醒我们，蒲松龄之所以会将男女之事托于狐狸鬼怪，自有道德和修辞等多方面的考虑，并不完全像陈寅恪先生所推断的那样，当时的北方社会并无这样的妖媚之女，只能于梦寐中求之。考之于蒲松龄本人的生平、思想和道德观念，也可以证明此点，这里不再细论。

陈寅恪先生晚年病目之后，孜孜于《柳如是别传》的写作，替一妓女作传，为当时及后来的许多学者所不解、骇怪乃至诟病。然而陈先生“以诗证史”且别有寄托的研究（写作）方法，实则开启了一代风气。不仅是诗词，陈寅恪晚年对小说也多有留意（比如说他对《再生缘》的考证）。至此，文学文本与所谓的“历史事实”之间的复杂关联，终于被作为一个问题首次提了出来并付诸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