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妄

若以传统道德的善恶标准来看，在《金瓶梅》的数百个人物之中，西门庆和潘金莲当属“首恶”。关于西门庆，前文多有论及，这里暂且不谈。至于说潘金莲，其残忍、毒辣和凶险相较于西门庆，或许更令读者印象深刻。我们只消举出她毒杀武大郎、荼毒官哥及李瓶儿、构陷宋蕙莲及奶子如意、结果奄奄一息的西门庆，其病狂丧心、毒辣险狠均令人不寒而栗。至于说到她的淫荡，我们也只消提及她调戏武松、勾搭西门庆女婿陈敬济、与琴童交合、死到临头拿王婆的儿子王潮来“解渴”等情节，她的荡妇之名，亦无所逃遁。即便如张竹坡这样的“模范读者”，对于潘氏之毒之淫，亦情不能已，激愤厌恶之意溢于言表。张竹坡大概是实在找不出合适的词语来评价潘金莲，遂用“不是人”或“恶冠于众人”等语加以斥责。张竹坡对潘金莲唯一的“回护”，则是于《金瓶梅读法》一文中淡淡提及。他特意指出潘金莲本性纯良，她后来的少廉寡耻、一腔机诈，实由王招宣家“淫风”熏染和张大户教化所致。[45]这与近代梦生将潘氏之毒归罪于王婆的教唆，可谓所见略同。[46]反倒是《金瓶梅》崇祯本的无名批评者，能够稍稍跳出是非善恶的羁绊，对潘金莲的妩媚妖娆、慧心机趣赞不绝口。

这位批评者，似乎故意将潘氏为人的道德是非与作品人物形象的瑰丽奇崛混为一谈，节节叹赏而爱屋及乌，转而对潘金莲的命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我们也不难发现，他对于“慧心巧舌”的潘金莲最终惨死在武松的刀下，感伤哀惋不已。绣像本批评者将潘金莲的结局，与杨玉环之马嵬坡相提并论，伤逝怜惜之意，情见乎辞，与张竹坡的声声叫好乃至拍手称快的“冷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为潘金莲辩诬乃至翻案的文章层出不穷。这些文章，包括戏曲和舞台剧的改编，大多不约而同地对潘金莲的身世命运抱有相当的同情。研究界的论文，有的采取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有的持启蒙主义的反封建的立场，有的属意于妇女反抗压迫专制乃至妇女解放的视角，还有的则干脆采用时下流行的女权主义视角，提出或者说发明了许多新方法、新见解。对于这些研究成果，特别是其背后的政治意识、文学趣味和文化策略，这里无意一一加以评论。我们知道，潘金莲绝非是一个历史人物，对这一人物的分析与评价，无法从历史文献中找到立论依据。厌恶与批判也好，同情与赞赏也好，乃至于翻案也好，所依据的基本文本，要么是《水浒传》，要么是《金瓶梅》。这就涉及到了一个文学研究中的常识问题：文学文本中所呈现的“事实”，完全不能等同于历史文献中所记载的史实，它不能被直接作为证据来使用。若要援引小说的故事情节作为论据，则必须通过一个中介——即对文学文本中的作者意图、文本意图以及与这些意图相关的整体叙事策略，进行细致的梳理，在此基础上才能展开分析。否则的话，仅仅依据个人的好恶和作品中的片言只字来重构潘金莲的形象，则无异于盲人摸象。

严格来说，《水浒传》中的潘金莲与《金瓶梅》中的潘金莲，并不是同一个人物。《水浒传》如何勾画潘金莲这个形象，与作者的总体意图和叙事目的有关。她在《水浒传》中被简单地塑造成一个荡妇或恶妇的形象，是由作者的思想观念、道德观念和叙事目的所决定的。到了《金瓶梅》，潘金莲这个在《水浒传》中相对次要的插曲式人物，摇身一变，成为了书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也就是说，相对于《水浒传》，《金瓶梅》的作者基于完全不同的思想立场，使用了完全不同的修辞方法来重写这个人物。简而言之，潘金莲的善恶问题，不仅涉及到《金瓶梅》作者的一般道德观念，而且还反映出作者所持有的“无善无恶”的相对主义价值立场。另外，潘金莲形象的复杂性，也与作者特有的叙事策略（即“真妄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金瓶梅》中，作者对潘氏之恶，对她的机诈与淫荡、毒辣与贪婪，确乎用浓墨重彩刻画之，这一点并无疑问。我们不能魅惑于潘氏之珊珊可爱的形象与凄惨的悲剧命运，而置这一基本线索于不顾。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作者对她的天然韵致、妩媚真趣以及重情重义也多所着墨。张竹坡有一点说得很对：作者写潘金莲，不用一处钝笔。对她的行止、心理、话语，作者处处用灵动之笔来刻画其风韵与妙趣。熟悉《金瓶梅》的人，想必都有一个共同的阅读经验：只要潘氏一出现、一开口，文章必然会风生水起、摇曳多姿、满纸烟华，令人读之忘倦。

《金瓶梅》写到潘金莲天真烂漫的地方极多。如元宵看灯、园中掐花、与官哥亲嘴打趣、捉弄陈敬济、吓唬西门庆等，虽多为闲笔，但潘氏之喜动厌静、无事生非之性，娇嗔含酸、爽利刻薄之语，活泼机趣、嫣然百媚之致都写得历历如画，如在目前。

小说的第五十八回，有这样一段情节：潘金莲与孟玉楼等人来到大门外玩耍，见远处走来一个手摇惊闺叶（以八片小铁片用皮绳串起，摇之以惊动闺阁中人的响铁）的磨镜人，潘金莲让平安将磨镜人叫住，然后与玉楼商议，吩咐来安把两人屋子里的几面镜子拿来让他磨。镜子磨完了，给了他五十文钱。那老头接了钱，“只顾立着不去”。玉楼让平安问那磨镜人如何不去，是不是嫌钱少，那磨镜人（类似于今日大街上随处可见的骗子）便编造了一段家计困顿、儿子不孝、妻子卧病的鬼话。玉楼见状，随即让来安去屋内抽屉里拿块腊肉和两个饼锭给他。金莲却直接叫住那老头子，问他：“你家妈妈儿吃小米儿粥不吃？”老头儿答道：“怎的不吃！那里有，可知好哩。”于是，金莲也叫过来安来：“你对春梅说，把昨日你姥姥捎来的新小米儿量二升，就拿两根酱瓜儿出来，与他妈妈儿吃。”

这段情节中有一点可以注意，孟玉楼每与磨镜人说话，必通过平安转达，严格遵守闺阁女子不与闲人通问的传统礼仪。而潘金莲却顾不了这许多，她直接与磨镜人说话，显示出其性格中落拓不羁的一面。作者这样处理绝非无心，而是处处时时要让潘、孟二人形成对照，将孟氏之深心世故、不露圭角，与潘氏的率性直露、胆大妄为加以比照。关于这段情节中潘金莲的“仁善”之举，张竹坡的看法相对复杂。一方面他承认，即便是潘金莲这样的忤逆之人，天良亦未曾灭绝；另一方面，张竹坡又认为，潘金莲将自己母亲所赠之物转赠他人，而不反思自己不能对潘姥姥尽孝，简直就是猪狗不如。潘金莲好不容易才表露出来的一点点仁善之心，终于被一笔勾销。对于陌生人表现怜惜与慷慨、对自己的父母反而不能尽孝这样的状况，在当今社会也比比皆是。其矛盾与悖谬，本身就是人之常情。张竹坡直斥潘金莲为“可杀”，倒也不能说竹坡本人就是一个道学先生——其对《金瓶梅》的激赏，其极富洞见的批评文字，已经让自己处在了“道学”的对立面，堪称《金瓶梅》的知音人。但他将孟玉楼视为全书唯一尽善尽美的理想人物，不遗余力地为她歌功颂德，则是一大败笔，实在难免错勘贤愚之讥。正因为他对孟玉楼表示了无条件的赞赏，对处于孟玉楼对立面的潘金莲，则难免嫉恶如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