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人之死

迷恋于《金瓶梅》的读者，在面对潘金莲、西门庆乃至于应伯爵的死亡时，想必会产生某种大致相似的道德困惑。按理说，从是非善恶的立场上来看，恶人被杀或死亡，照例会让读者产生大仇已报、称心如意的快感——我们在读《水浒传》时，宋江怒杀阎婆惜、林冲手刃陆虞候，都让我们真切地体味到了这种快意。奇怪的是，到了《金瓶梅》，这一切都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这些恶人的死亡，读者从中不仅体会不到这种去奸除恶的快感，反而会因为恶人之死，心有凄恻，叹息不已，乃至一洒同情之泪。

关于这一点，崇祯本的批评者代表《金瓶梅》的读者，对这种道德上的困惑做了这样一个归结：“不敢生悲，不忍称快。”“不敢生悲”还是从道德是非着眼——恶人之临绝路，恶贯满盈，当属咎由自取；至于“不忍称快”，则采取的是一种超越道德的立场，出于对生命本身的消逝和遭难心生悲怜。简而言之，读者在不由自主地为恶人之死悲叹洒泪之时，多少会有一点良心上的自责与不安，并能够意识到自己在道德是非的立场上不够坚定，从而产生出某种羞耻感。为了消除自己心中的不安，祛除心底的那一层羞耻感，读者会本能地采取某种特殊的步骤，努力去挖掘这些恶人身上的某些善良品质，并极力说服自己，这些恶人是配得上自己的同情的，从而抵消掉内心的困惑或矛盾。这或许是一茬又一茬的读者希望为西门庆和潘金莲翻案平反的心理动因吧。

不过，问题的关键显然不在于此。

阎婆惜和陆虞候的被杀，不会让读者感到任何困惑，这并不是说两人身上本无一善，更不能说西门庆、潘金莲乃至应伯爵，在道德上要高于阎婆惜和陆虞候。西门庆和潘金莲之所以让我们感到同情，是因为《金瓶梅》在塑造恶人的形象时，采取了与《水浒传》完全不同的叙事策略。也就是说，我们的道德困惑，根本上是源于作者强大的道德说服力和控制力，是“作者意图”的一个直接后果。说到底，《金瓶梅》的作者有意让我们停留在道德是非评判的暧昧区域，产生困惑或两难，进而去发现作者隐藏在背后的真正意图。不用说，《金瓶梅》的道德是非观念与作者意图，与《水浒传》有着根本不同。

《水浒传》描写武松杀嫂这一情节，十分简单明了。只是让潘金莲跪在武大的灵前，被逼招供，然后用尖刀胸前一划，抠出心肝五脏，旋即“肐察”一刀，割下头颅，便算完事。而在《金瓶梅》中，潘金莲被杀的过程被表现得更为细致，且更具色情意味。杀人之前，武松先将嫂子的衣服剥了个精光（究竟有多大必要，只有作者清楚），然后用手去摊开她的胸脯，“把刀子去妇人白馥馥心窝内只一剜，剜了个血窟窿，那鲜血就冒出来”。这里的“白馥馥”三字当属刻意为之，不是信笔写来。然后再写金莲的反应——“星眸半闪，两只脚只顾登踏”。前半句似乎还在杀人，后半句简直就是在杀猪了。接下来，作者用“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日无常万事休”这样的俗语寄托伤逝之意，继之以“初春大雪压折金线柳，腊月狂风吹折玉梅花”这样的比喻和联想来暗示武松之辣手摧花，将其复仇的正当性暂时抛置一边。随后的“娇媚不知归何处，芳魂今夜落谁家”二句，颇有五代诗人江为临刑时口占绝命诗的余韵。最后叙事者借“古人”之口赋诗一首，伤悼金莲之死的悲惨，其中“谁知武二持刀杀，只道西门绑腿顽”二句，则尤为惊人心魄。在这里，叙事者有意将西门庆与潘氏极尽淫荡的性爱游戏，与武松杀猪般的肢解过程并置在一起，实际上是欲望与死亡的并置（在作者看来，人生在世，似乎只有两件事情：一为欲望之煎逼与满足，一为死亡）。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武松在杀潘氏之前先剥取衣服的举动，似乎可以解释得通——叙事者故意将西门之戏与武松之杀联系在一起，从而使纵欲与死亡互为因果。当然，这两句诗还透露出另外一层含义，即潘氏死到临头仍不知其所以死，既不甘其死，亦不信其真死，浑浑噩噩，莫知其由，亦不知所止，一派懵懂小儿（或动物）的昏昧与愚顽。

在《水浒传》中，武松杀潘氏纯粹是复仇举动，所谓是非明、善恶辨、兄仇报。动机单纯，过程简单，如此而已。而到了《金瓶梅》，则多出了美人遭戮的缠绵悱恻，简单的复仇举动变成了莽汉武松的毒手摧花。潘金莲之死，随之被抽象乃至“提纯”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金瓶梅》前承白居易的《长恨歌》，后启《红楼梦》的万艳同悲，但细究其旨趣，又与香山、雪芹判然有别。

与潘金莲一样，《水浒传》中的西门庆，同样是死于武松之手。可以说西门庆的被杀，就“正义战胜邪恶”这一观念的呈现而言，是必不可少的。而在《金瓶梅》中，西门庆之死则被赋予了太多的“贪欲丧命”的色彩。前有西门庆垂涎蓝氏的美貌而不得，急得拿来爵媳妇惠元来泄欲一节——所谓“未曾得遇莺娘面，且把红娘去解馋”；后有将王六儿作为蓝氏之替身而一味纵欲，又在昏昏欲死之时惨遭潘金莲喂服胡僧药，终至油尽灯灭，髓竭人亡。从贪欲丧命这个角度来说，读者是否能够对西门庆之死寄予同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读者对欲望的理解和容忍度，取决于透过西门庆这面镜子反观自身之欲念的“诚实度”。作者对西门庆既同情又棒喝的暧昧主旨，也在暗中悄悄地指向了读者——如果你是一个斯多噶主义者、禁欲主义者或者“道学先生”，那么西门庆之死实属咎由自取，死不足惜；如果你与西门庆一样陷入了色欲而难以摆脱，那么你的心态就会立刻变得复杂起来。在这里，《水浒传》中僵硬的是非善恶之辨忽然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真妄”意义上对欲望的抽象思考。

当然，尽管有贪欲丧命这样的主导情节，但西门庆之死也可以被看做是一个普通人的正常死亡。换句话说，西门庆之死固然是恶棍之死，同时也是丈夫、父亲或家中的顶梁柱（对于吴月娘而言）的正常病亡。在小说的第七十八回，西门庆第一次出现死亡征兆，极为突然。他在与应伯爵、吴大舅等人饮酒弹唱之时，陪客人坐着，竟然“在席上 的打起睡来”。在这里，作者看似轻描淡写，但西门庆的反常举动，会让读者明确感觉到某种不祥之兆。到了第七十九回，他在喝酒时的众声喧哗、吹拉弹唱中，再度靠在椅子上“打睡”，是对“恶兆”的进一步确证。至西门庆清晨梳头一阵昏晕，跌了一跤，死亡之征，终于表露无疑。吴月娘对西门庆跌跤的反应，是“魂飞天外，魄散九霄”，说明她心中既有震惊，也已有了不祥的预感。她的反应，是妻子于丈夫身体突发恶兆之时的自然反应。接下来，西门庆寻医问药，求仙拜佛而渐渐不支，至临终留言交代后事而一命归西，也属于人情常态。作者一步步地铺垫，极其耐心地描写西门庆死亡的全过程，实际上隐藏着这样一个叙事上的用心：作为个别人（西门庆）的死亡，和每一个人的死并无什么不同。在这里，通过自然主义的实写，死亡反而被虚化乃至抽象化了。西门庆之死的每个步骤之所以能紧紧抓住读者的心，是因为叙事者暗中也希望我们从中看到芸芸众生（包括我们自己）的死亡，并在这个基点上来反思我们自己的欲望与“大限”的关系。正因为如此，当西门庆临死而贪生，自知将死而仍然哭着嘱咐潘金莲，让“姐妹们好好守着我的灵，休要失散了”之时，读者心有恻然乃至泪不能禁，亦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