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十年·十人

一

张高平在监狱里服了十年刑，哪个警察都知道他“就是那个死不认罪的”。

他不向狱警鞠躬，不报自己的囚号5173，不写思想汇报，不背“38条”（监狱服刑人员监规纪律）。别人为他开脱“岁数大了，记不起了”，他就把头一抬：“我能记，我就是不背。背就要认罪、悔罪，我没强奸，也没杀人。”他出操时特意站第一排，跟着做广播体操，但拒绝随其他犯人唱《感恩的心》。在他看来，做操是锻炼身体，唱《感恩的心》代表改造，这他接受不了。他也不参加劳动，说“这不是我的义务”。

这种明显违背纪律的行为一开始被认为是抗拒改造，按照规定，他在严管队接受禁闭，土铐铐在身后，站十几个小时，跪在地上用嘴叼起馒头，宁可被关满三个月，也不认错。狱警给他做工作，讲解程序，“我们只能认你三个证——判决书、起诉书、执行通知书，三证齐全你就是个罪犯”。

他说：“三证全？佘祥林、李九明、赵作海、杜培武这些不都有判决书吗？如果你敢说只要是判决了的就没有一例错案，我就认罪伏法。”

张高平被关押在离家将近四千公里的新疆石河子监狱，出事后怀孕四个月的妻子跟他离婚了。“我一点都不怨她，我只说了一句话。我跟她说，我没对不起你，我真心希望你找一个爱你的人。她摸了钱给我，我说不要，你拿回去，就这么结束了。我转身就走了。”

母亲去世，孩子还小，没人来探望过，他没有拍过照寄给家人，因为不肯拍穿深蓝色囚服的照片。两个女儿的照片他看了心里痛苦，看不下去，又寄了回去。从来不跟孩子通电话。“怎么说？对我女儿说，爸爸我对不起你啊？我又没犯罪，我怎么对不起你啊？我说我对得起你？我又没有把你抚养成人，所以说尴尬嘛，我不说。”

监狱的劳动改造，是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建造引水工程，中午沙漠里地表温度可以接近六十摄氏度，摆个鸡蛋在上面，都能烤熟了。一天太阳也要晒十四个小时，一棵树都没有。蚊子多得可怕，从衬衣外头照样叮得进去，沙尘暴一旦进来，漫天沙子带风抽着人，冷得马上就要穿棉袄。冬天零下三十五摄氏度拉地灌溉，吃盐煮包菜和窝头。

他让家里人寄一张杭州地图随身带着，见了哪个警官，就地铺开地图，给人讲解他当年的行车路线。“我根本没有作案时间。”他寄出了有“一麻袋”的申诉材料，时间长了，监狱里纪律员、教导员、监督长、管教组长、带班队长都开导过他，“张高平啊，你减点刑吧，我们给你奖励三十个月，早点出去申诉，两条腿走路，这么艰苦你何必啊！”

他说到这儿情绪激动，用手捂着脸，眼泪流下来：“我说你不要说给我减刑了，你就算让我现在把这个认罪悔过书写出来，你就放我回家，我都不出去，我就在这里等。自己给自己定了三条：要么拿到无罪判决书，光荣回家；要么就是身体不行死在监狱里算了；要么十五年坐满，我自己去北京申诉。”

他从椅子上斜下去，好像头把整个身子都拉弯了。这是他在严管队时留下的病，一激动，头晕得很厉害，就要蹲下来，揪着头发。他说：“这些我不说了，你给我提个高兴一点的问题吧，高兴一点头不晕啊。”

我怔在那儿，嗫嚅了一句：“你这些年有什么高兴的事吗？”

他捂着头，腰弯得要蹲在地上，哭出声来。

“没有。”

二

张辉，张高平的侄子，出生在1976年，个子不高，红脸膛，眼睛有一点怯生生的。叔侄俩一起出车，他被判了死缓，父亲张高发劝他认罪，“你不认罪，减不了刑，你这一辈子就再也见不着我和你妈了”。

他被判刑后，要被警车带走，父亲在车门前一把揪住了他，这一把几个法警都拉不开，车开后老人在地上打滚，不想活了。回家躺在床上，十几天不肯吃饭，是奶奶跪在床边求他，才活了下来。他带着张高平的两个小女儿到处申诉。来北京的时候，下雨睡在地下室，不下雨带着小学二年级的孩子睡在立交桥底下，三个人盖一层薄被子。

人家有兄弟儿子帮忙，他没有。地里六七千斤玉米一个人挑回家，监狱里两个人靠他养，撑不下去就卖一头猪，寄点钱给在监狱里的儿子和弟弟，那里只能吃到青菜、萝卜和冬瓜，有钱能换一点点油水。张高平从这一点钱里，还省出了二十块，捐给了汶川地震灾区。

张辉挣扎过，不想认罪。他和未婚妻连道别都没有，本来年底要结婚的。离家前最后一面，他跟对方保证自己要戒烟，未来丈母娘给他递过烟，他又随手抽起来了，未婚妻嗔怪他，那是生活给他的最后的一点甜蜜和念想。别人怎么说是一回事，他要是认了罪，心里这一点念想都死了。

但奶奶的眼睛哭瞎了，去世了。张辉母亲才六十岁，满嘴的牙都掉了。张辉要减刑见他妈一面，就认了罪，承认他二十七岁时，在大货车上强暴搭车女子王冬，并用手扼其脖颈致死。在监狱里，最被看不起的就是这种犯人，“这都什么年头儿了，还强奸”。吵起架，别人骂强奸犯，脸上的鄙夷让他什么也没法再说了，“十年，满满的都是痛苦”。

他害怕想将来的生活，只想如果五十岁的时候能出狱，他就在新疆要饭，再也不回家乡。

三

王冬，十七岁，当天跟母亲吵架，离开家，去投靠在杭州的姐姐，想去一家螺丝刀厂打工。

因为是临时起意出行，赶不上客车，熟人介绍上了张氏叔侄的车，她还一脸稚气，一路没怎么说话，坐在副驾驶座上，有点拘谨，两手扣着一直放在腿上。叔侄俩在临安停车吃夜宵时，说请她吃碗三块钱的炒粉，她拒绝了，也不下车，自己买了一串豆腐干坐在车上吃了。在下沙开发区立交桥下，因为与叔侄俩去上海的路线冲突，她下车去另外打车，与十分钟路程之外的亲戚会合。张高平看她最后一眼时，“她站在路边，立交桥下灯光挺亮的，车来车往”。

她再被发现时，全身赤裸，倒在一个水渠里，是被掐住脖颈窒息而亡。她的身上没有张氏叔侄留下的指印、毛发、体液和衣服纤维，抛尸现场没有他们脚印，但八个手指甲里留有另一个陌生男子的DNA。

警方查过这名男子，“去了三次安徽”，都是找王冬家乡的熟人，一无所获。

张家叔侄被认定强奸杀人入狱两年之后，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学财务管理的大四女生吴晶晶，在回家途中失踪。她二十四岁，事发前一天刚接到去银行工作的通知，跟父母说“以后我工作来还你们借的债”。她眉心有一颗痣，穿黑色外套，墨蓝牛仔裤，围灰绿色围巾，斜背朱红色的挎包。八天后，她在下沙开发区的一个窨井内被找到，全身赤裸，衣服漂在水上。她被手掐颈部，又被绳子勒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