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清川：我爱苏东坡

有天早上醒来，突然想读苏东坡。于是找出了林语堂的《苏东坡传》。

生活在微博时代里，于我这样一个外向尚学的人而言，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外向，所以向外需索许多信息。在媒体行业中浸染久了，对于好消息有着几乎本能的过滤和怀疑功能，眼见尽是坏消息；因为尚学，所以看到这么些消息，便要去触类旁通，去寻根究底，去比对印照。越通透，越沉沦。

因而，活在微博时代里，人心负担是沉重的。青天白日之下无端生出许多愤怒、忧伤、郁结、焦躁、贪婪、嫉妒……人性中许多的阴暗面，每时每刻在电脑屏幕上滚动上演，叫人不得安生，几近疯狂。

坏事情体察得多了，就需要找一些美好的事物来冲和。于我而言，苏东坡就是那美好的事物。

写苏东坡的书很多，最经典的不过林语堂的《苏东坡传》。这本书的初版其实是英文，讽刺的是，面世时间竟然是国共生死决战的1948年。

苏东坡算得上是中国人耳中最为熟悉的名字之一了，无论是皓首穷经的书生硕儒，还是目不识丁的村妇野老，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他，不崇敬他，不膜拜他，即便对他的人事文字一无所知。

阅读苏东坡的简历却不是一个特别惊心动魄的过程。历史上如他这般宦海沉浮、流离失所的能人志士不在少数；他所经受的富贵和磨难，也不是绝无仅有。起伏跌宕当然是，残酷暴烈说不上。

苏东坡二十岁在仁宗朝以科举第二名高中。其后历练地方，按序升迁。神宗朝期间1070年，三十二岁的他在京中史馆担任小官，写下了震古烁今的《上神宗皇帝万言书》，直斥皇帝独夫乱政。虽然数年之后他才开始谪戍生涯，人生磨难却由此启端。“乌台诗案”将他打入深狱险遭诛杀。哲宗即位太后摄政，他达到了政治生涯的最顶端，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相当于副宰相。但是深知为权贵所忌的他多次求去。太后过世之后苏东坡平生至敌章惇任宰相，一路将他南贬直到天涯海角的儋州。其间妻离子散，家贫如洗，困顿无依。到1101年另外一个眷顾他才华的神宗皇后向太后摄政他终于得以与家人相聚时，却溘然而逝。他一生之中，贬谪多于器用，流离多于聚合，贫困多于富贵。少时才名已然盖世，终老却仍在颠沛。

关于苏东坡的神话久已在中国人心目中扎根，但是详细考察却发现中国人对于苏东坡的评价委实算不上太高。要说他是什么人，却要说他不是什么人。

他不是圣人。苏东坡一生从来未曾以完美道德或者伦理高彰而获得过任何朝廷给予他道德高地的嘉许。虽然在他身后有“文忠公”的谥号，却并非彪炳他的道德力量。苏东坡一生口无遮拦，每每因言获罪。皇帝和太后们总是因为他的才能而青眼有加，却从不曾认为他如何为儒家伦理道德锦上添花。

他也不曾获得过文学方面的最高评价。历来文论称他是文豪，天才的诗人、词人。但在诗歌的最高评价上，历史上曾有过的“诗圣”、“诗神”之类，从不曾将其列入其中；就词人而言，前有李后主、冯延巳；同有欧阳修、柳永；后有陆放翁、辛弃疾，也不曾认为他代表词的最高水准。而就文赋而言，他的《赤壁赋》等作品的确千古传诵，但文学史或者政治史上，也不曾标榜他开拓或者登顶了某个高峰。

他的政治生涯跌宕起伏，为同僚所称颂，为百姓所爱戴。但代表他那个时代的人却是王安石和司马光。他没有提出改变了政治历史的制度变革，也不曾使宋代的政治因他而繁荣或衰变。虽然元祐党人碑留下了亘古的记载，但是以他为首的整个名单却是良莠不齐、毁誉参半。

那么，到底是什么让苏东坡成为如此迷人的一个角色，以至于当中国的历代文人论及苏东坡的时候，唯留下会心的微笑、温暖的襟怀和诗歌的激情？

有一次苏东坡饱食之后扪腹问家人肚中有什么。家人朋友各个道来，他一一摇头。最后他钟爱的侍妾王朝云笑道：乃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他却大笑称是。

这恐怕就是苏东坡的夫子自况了。

如果不算唐突的话，我以为苏东坡乃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人。文人的概念并不同于文学家、诗人、政治家等等这样的职业分野，而更多的是混合了伦理责任、个体性情、才学造诣、政治追求、生活艺术等等人生各个层面的一种综合体。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而言，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人更追求这样一种综合的评价。

苏东坡的个人性情乃是中国文人历史的珍贵财富。他的个体主义思维，在重重压力之下的中国知识人伦理结构中，实属罕见。他在文字之中固然也从来有忠奸之辩，但是在个人性格的追求之中，他从来不曾为君父伦理所固囿。“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这样的自诩，整个地排除了庙堂和江湖之间格格不入的系统，而个体的性情选择突兀而出。在中国历史之中，有如此浩荡之气，不肯以家国或者山野作为进退选择而画地为牢的，屈指可数。

他自然也是儒家伦理教育出来的人臣，但儒家伦理从来就不能够统治他内心的自然自由。他一生漂移在儒道佛三家之中，自在无碍。他少年入仕，贬谪八方，在他力所能及的所有地方，他都要兴水利，振民生，布慈善，轻徭税，履行他作为官员的职责，并且广受治理地方的爱戴。然而他并没有耽溺于此中，在生活最艰险的时刻，他却总是能放下内心中的阴郁与沉沦，寻找出生活新的乐趣，酿酒造食，种田浇园，乐此不疲。他前后娶妻，蓄有一妾，终生和乐。与弟弟的友情一生，唱和安慰，可为楷模。融合生活起落之中的内心自由，恐怕才是他终极的伦理责任，而不是孔孟之道对于家国天下的过分用力。

苏东坡少年即名满天下，可是他却从来不惜文吝才。他的书法当世堪称第一，他却从来随写随送；他的诗名隆盛，却愿意为了一个素昧平生的歌姬作诗。将他十余年一再流放至极远边境的章惇获罪流徙，他竟然写信安慰其子说“某与丞相订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

所谓的不合时宜，也就是说，苏东坡一生不与庸常的现实妥协，不与传统的伦理同垢，也不与当世的政治合流。他既不是卑俗合作，也不是亢悍争斗。换用今天的话语来形容，他只追求个体生命的自由。

曾经有人说，他是幸运的，他生活在了宋太祖祖训不得杀文臣的年代里。我倒未必同意这样的论断。中国许多的开明专制时期，不弑杀文臣都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汉前几代，唐太宗玄宗，都不曾杀过几个文臣。苏东坡既不生活在最伟大的时代里，也不生活在最卑劣的岁月中。恰恰是在北宋那样一个庸常平和的世界中，他个体的、人性的和自由的光芒，照耀到了最广大的范围，留存在最深远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