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清川：民国，就是那扇窗

对于中国人来说，关于战时离乱的悲欢，总是最能够调动泪腺的题材。宋代故事《四郎探母》一直是长演不衰的。而在两岸分离之后，其中又生产出多少足以令人动容的离合。

近读钱理群先生的《血是热的》，惊异地发现他原来就是两岸分割最大的受害者之一：他的父亲和一个哥哥逃亡台湾，而母亲和许多哥姐，都留在了大陆。这个家庭更大的悲剧，乃是父亲原是台湾高级官员，而二姐和四哥，却是随解放大军南下的干部。家庭的离乱已经足够惊心动魄，而血缘至亲的心灵隔膜与对峙，更加摧人心肝。

在怀念二姐的文章中，钱先生的一段话不由得让人寻思：“我到了台湾，听到一种说法，仿佛当年反共的人才是真正要求民主的……每当听到这类高论，我都要想起二姐、四哥，忍不住要为他们当年的选择做辩护。我们不能否认当年的国民党政权是个专制独裁政权的基本历史事实。但如果把冒着生命危险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的共产党人，和他的同情者视为反民主分子，无疑是对历史的歪曲和颠倒。我们更不能囿于成败论英雄的历史观，因为共产党后来的重陷怪圈而否认二姐、四哥这样的20世纪40年代大、中学生中的佼佼者选择革命的历史合理性。”

在最近的几年里，关于晚清与民国的史料不断发掘出来，颇有“民国热”的气象。民国人物与民国生活的细节渐次张目：上海的美女招贴画，老照片，市井的繁荣，知识分子的自由与风度，新闻的犀利，集会游行的频密，对高层的批评与攻击，在各类出版物与网络盛行。似乎民国已成了一个新的乌托邦。政治人物的品评自然也是重点，尤其是以往面目不清的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得到了愈来愈多的正面评价。

诚然，在意识形态的教育之下，对于民国历史的污化和掩盖乃是一个事实，民国的真相早已湮灭在重重有意识与无意识的制度性扭曲之中。如果我们仅仅从教科书与官方材料中去寻找民国，或者在阅读鲁迅中去重构民国的话，得到的只能是一个黑暗得没有边际的民国。

然而，恰如钱理群先生所论述的那样，假如民国真是一个万象更新、山河静好的世界，为什么有那么多仁人志士，要甘冒生命危险，离乡别井，抛妻弃子，断绝家庭，去反对一个美好的乌托邦？仅仅是因为意识形态的愚弄？仅仅是因为背弃理智的煽动？

民国并不像一些出版物或者微博上碎片化的图片与只言片语那么美好。对于民国的世界和生活的真相，在解读上有着许多误区。在我零零碎碎读过的几本关于民国的书中，是无从构建出一个美好的民国图景的。

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到1949年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的近四十年里，民国数易其帜。国号未变，而内体各异。袁世凯、北洋军阀与国民党政权，各自构建属于自己的政体。然而，无论是任何一方，都未曾严肃认真地去构建过良好的、能够运行于全体的制度与宪政，而是轮番寻找独霸全国的武力征服。如果我们认为延续至清朝的国体乃是家族专政的话，那么民国所承续的，不过是派系专政与党派专政。孙中山从军政到训政再到宪政的路线图，不过是“朕即天下”的一个变种。它假设有一个伟人或者一个党派有着对整个国家的全知全决的能力，从而安排国家的前途命运。由是宪政乃是自上而下的恩赐，而非制度的必然。蒋介石承袭了这种理论，不过因为这种理论所提供的，本身乃是一个上皇的位置。叶曙明的《中国1927：谁主沉浮》之中，对于孙中山在广东的专政，有着生动的描写。孙从未真诚地承认过民主与自治的力量，他内心中相信的，不过是党派专政而已。

一种美好的自由民主制度，从来都不是什么伟人英雄的恩赐，而是对社会各阶层、势力与利益的尊重，从而妥协逶迤而生。最早的君主立宪制英国如此，最早的联邦共和制美国也是如此。谁见过一个由英雄恩赐、稳定而长久的民主？

蒋经国治下的台湾也不是一种恩赐，不过是对于社会大动荡在即、顺水推舟的明智。

但不无矛盾的是，他也同样认识到：“一旦危及国家的存亡、统一或他的统治地位，他也会合理化暴力行为。”《中国1927：谁主沉浮》中披露的，乃是蒋介石在获取权力的过程中，不但要消灭共产党，而且全面污化并且流放了他的党内政敌汪精卫和胡汉民。

在另外一本研究民国政治的书《派系集团之争与民国政治走向》中，作者张皓即指出“不特国共两党内战不已，国民党各派系、各地方实力派互争雄长，甚至导致大规模混战，招致强敌入侵”。

对于政敌之不容，异派之消灭，从来都是中国政治之痼疾。民国政治不过是晚清政治之逻辑延续，哪来什么民主自由的气象。个别领域与区域的景象，怎能替代全局？制度的稳定与宪政的遵从乃是国家发展的根本，政治如此，哪来良好的民生？

自然，民国时期上海的繁荣，南京的端肃，北平的古风，也一再为今人所津津乐道。上层的生活安详而富足，生产出许多浪漫与情调。这在许多描述中国知识分子的书中多有体现。不过，恰如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所提到的那样，辛亥革命乃是停留于上层的革命，或者是“油面的革命”。参加辛亥革命的人，乃是一群留学生、国内知识精英、改良派、改革派与社团领袖。他们在原本的社会体系中，就已经拥有了良好的资源。民国的建立，不过是夺取了皇族、王族与贵族的权力，从而将社会控制权力转移到了他们手上。因此，民国的社会，依然是上层富足而下层困顿。改革从未深入城市下层与民间。如果说民国政府确实未曾获得足够的时间将改革深入下层的话，那么无非是上层的利益分配尚未结束，下层的利益还未来得及分配。但是，上层的利益分配何时结束？

除了共产党的武装之外，民国的民间有没有足够的力量可与上层周旋？一个健康的社会，民间可以组成游说团体、利益力量、民间组织、社会自治，与统治集团、精英阶层进行对话，从而使整体社会利益分配不致失衡。显然，民国的民间是完全无力量与国民党治理结构进行对话的。虽然蒋介石和地方政权对于学生抗议、知识分子游说常常有怀柔政策，乃至宽容忍让，但说到底也是无约束的恩赐，而非必然的制度宪政结果。

民国在文化上的确颇有建树，众多知识分子拥有广阔的发言空间，媒体的自由度很高，学术自由，群星璀璨。但是，这都是一个社会文化能量的零星爆发，从来没有一种制度性的文学、艺术与创造方法，允许与鼓励文化创意全面性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