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海燕：一个红卫兵的葬礼

前年去重庆旅游，专门去沙坪公园瞻仰“红卫兵墓”。到了那里，只见绿荫遮天，杂草遍地，四处是恍如隔世般的沉寂，偶有几声鸟鸣。一座座冷冰冰的石墓，似遥远的故人，静静安卧；西风残照，污浊、残缺的墓碑和碑座上，覆盖着藓苔、败藤和枯叶，斑驳陆离。远处，隐隐有人影晃动，走近看，也是我这样岁数的人，其中还有一位白发女士，被人搀扶，拿块手绢捂脸，肩膀不断抽动。看她的年纪，似有孩子在此长眠。

仔细看那墓碑，碑面刻着豪言壮语，多为“继承”、“遗志”之类……却奈何落花流水春去也，逝者如斯，俱天上人间矣。现在，谁还记得那些话？谁还把那些话当回事？据说，一位摄影家田太权，以此地为景，拍摄了专题《遗忘》。到了红卫兵墓，才能理解“遗忘”的含义：只有被抛弃，才是真正的遗忘。

1967年7月，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战犹酣。毛泽东说，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也不是中好，是大好！我那时是个中学生，在郑州八中。我参加的一个全市性中学红卫兵组织，风头正健。一天，听说邻校发生了一次武斗，本组织一位同学身亡。后又传说要追认那位身亡的同学为“革命烈士”，还要为他开追悼会，又传省军区和驻军首长要参加追悼会，又传中央要派联络员参加，等等，说什么的都有。

一天，我在学校闹革命。中午正准备回家吃饭，学校一位头头找到我，叫我和他一块去总部，说有大头头要召见我。

我和学校头头到了总部，在一间会议室见到大头头。他原是我们学校初中毕业，和我早认识。看见我们来，大头头很高兴，指着我说，好吧，就是他了！说着叫我俩吃饭。会议桌上摆着一个掉瓷的洗脸盆，堆了满满一盆肉包子，很香，旁边搁着几只碗，有白开水，还有醋、蒜。

我们吃着包子，大头头向我交代任务。

原来，总部准备明天为邻校那位在武斗中身亡的同学送葬，要开追悼会，会后还要组织游行。我的任务就是下午跑一趟火葬场，取回那位同学的骨灰盒。

本市的火葬场远在郊区黄岗寺，来回路程恐怕也有三十多里。选中我去取骨灰盒的原因很简单：遗体火化时我去了，认识火葬场的人，也知道来回路。大头头说可以骑自行车去。都定下了，才征求我的意见，问愿意不愿意。又讲了一通革命道理，态度很诚恳。我已经吃饱，就同意跑一趟。大头头很高兴，拍着我的肩膀说，取回骨灰盒，直接送到这里来，我今晚在这里等你。

大头头叫人给我找了辆结实的自行车，铃闸齐全，又交给我一张盖着组织公章的便笺，他在那上面签了字，交代我，到火葬场找某某，将便笺交给他，领骨灰盒。我和学校头头来到外面的树荫下，他告诉我，去火葬场不只是一趟辛苦差事，其实还有危险，路上要从商业学校后门经过，商校是对立面组织的武装基地，有某“战团”据守，听说他们有时设路卡盘查行人，这处老虎口，你就装作没事人，想办法混过去。他又说，火葬场分两派，你一定找自己人，千万别叫错了名字。

我在树荫下睡了会儿，眼看太阳偏西，觉得暑气稍退，便打起精神，骑车上路。

我一路不敢做赶路状，骑着车，装作没事模样，心里却提着劲儿，眼睛、耳朵支着。过商业学校后门时，瞥见后门距公路还有二三十米距离。传达室前一棵大树，树下坐着几个男生，装扮与常人无异，有说有笑的，脚下扔着几顶柳条帽（安全帽），靠窗户倚着棍棒刀枪诸般兵器。我看在眼里，继续骑车。彼时一派祥和气氛，路上行人往来，没有见谁刻意提防。正这时，我拿眼角扫过，眼看着树下一个人站起来，伸出一把弹弓，拉得满满的，对着我就射过来。我还没有来得及吃惊，“嗖——”，风声响处，一颗螺丝帽打在自行车前轮，车把一震，打断了两根辐条。真准！我虽吃惊，却没有慌，按照一路想好的主意，不敢逃，马上下车，站在那里，装作查看断条。只见树下几个男生站起来，哈哈笑，射弹弓的男生绿豆芽一般，蓬松着头，晃着两条麻秆似的腿儿，对我挥手，喊，走吧走吧。我也不敢有任何表示，慢慢偏腿上车，继续向前赶路。

剩下的路倒也无事。赶到火葬场，已近黄昏。我找到联系人，悄悄拿到骨灰盒，装在书包里背着。本想休息下，联系人说，怕有人看见你来，已经密告出去，半路截你，还是早走。我听了心惊，水也没喝，转身回城。

等我回到总部，已经很晚了。大头头果然在会议室等我，先叫我喝水、吃饭。桌上还是那个掉了瓷的脸盆，包子还剩小半盆，旁边有半碗喝剩的水。我一口把那半碗剩水喝干，再把骨灰盒交给大头头。他很满意，连连说，没错没错，是这个盒子，我亲自挑选的。

大头头马上召集人开会，敲定明天的追悼会和游行的计划，我在一旁吃着包子，听他们说。

原来，那个在武斗中身亡的同学，不是被对立面组织打死，而是由于自家人争吵，被自己人失手刺成重伤，不治身亡。但是，总部还是决定照“牺牲”处理，举行一次隆重的葬礼，号召全体红卫兵团结起来，化悲痛为力量，继承烈士的遗志，誓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开会的地点、议程、发言都布置好了，唯独一件事有争论。原来，总部决定，开完追悼会游行时，趁着群情激昂，攻下对立面组织的一个据点楼，拉个“陪葬”，也鼓舞士气。事先的侦察提出三个攻楼的选择，都是中学，地形、楼的位置、防守、各有利弊。大家争论起来，都尽量压低了声音。最后选了一所中学，大头头也同意了。

总部的作战部长很有经验了，宣布了担任突击队的学校，又规定几个学校在街口包围、打援，还布置了一支预备队。开完会，我与学校头头回校。路上我问，既然不是武斗死的，挖坑埋了吧，干吗这么干？要是被人知道了怎么办？

学校头头也感慨，说，不行啊，形势逼着你，不这么干，不这么说，这么大一个组织，几万人怎么交代？

他又说，知道的人不少了，也没见谁说闲话。

我听了也无语。

第二天，追悼大会开得很隆重。“烈士”的哥哥上台发言，慷慨激昂，声泪俱下。满场的红卫兵都激动了，大家纷纷拥向主席台，争着与哥哥握手，握过手的人又转回头来与其他人握手，分享幸福——像电影里演的一样。

游行开始了。因为我知道了“攻楼”计划，所以从会场出来后，就悄悄跟着“突击队”的学校，想看看场面。只见队伍里十几个精壮小伙子，全部穿黑背心，工装裤，球鞋，全是短兵器，有人只在腰间挂一把匕首，只有一个人背着把大刀片。他们与众不同，一路走不喊口号，只在他们之间低声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