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暴雨（第5/6页）

“我不喜欢这所大学，”他说。“我不喜欢那些规矩，我也不同意其他同学的观点。而且我不喜欢中国的规则。”

“也许事情在未来会不同的，”我说。“而且我想在北京和上海，事情已经有点不同了。”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变得太慢了，”他说。“我希望能够活在一个像美国那么自由的地方。”

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我没说。“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变得很快，”我说。“几年后，你会发现它会变得很不一样。我一个星期前读到了一些文章。”我捡起一本杂志来，那上面有一篇文章，说政府可能在不久的未来，重估天安门事件。那不算什么，但我除此以外，没什么可拿给丽贝卡的。

“你或许会觉得这有点意思，”我说，把杂志递给他。他接过，谢了我，然后又直直盯住我的眼睛。

“你喜欢在中国的生活么？”他问。

“是”我答。“也许我没有你碰到的那些问题。有时我不喜欢这里的政治体系，但它对我的影响不是很大。这里有许多东西是我喜欢的。”

“如果我是你，”他说，“我一点也不会喜欢这里。我会呆在美国。”

那些就是他要说的。他站起来，点头告别，离开了。出去的时候，他关了门。

我在那儿独自坐了一会儿，想着他的话。他是唯一一个近似于异见者的学生，而我想起了来涪陵之前对这种人士的想象。我总把他们想象成高贵的角色——充满魅力，智慧，有远见，勇敢。也许在1989年时，情形的确如此，也许在大点的城市里，也依然是这样；但在涪陵这里，事情非常不同。我最好的学生们——索迪，林达，阿姆斯特朗，阿曼；那些是有魅力的，聪明的，有远见的，勇敢的——那些很早就被共产党收编的人。如果你有才能的话，就得按规矩玩；成为党员对你的事业是有利的，在任何情形下，所有的学生似乎都认为，以那种教给他们的狭隘的方式爱国，是好的。我曾经想过的那些异见人士的形象，在涪陵找不到实体。

我所有的，只是丽贝卡——他是唯一的一个，而他是个失败者。他是一个糟糕的学生，而他在社交上也很笨拙。他没有朋友。他有一个女孩的名字。这些特点聚合起来，令他不同，而在他的苦楚里，他的想法无疑将令他更远离党的路线。如果在中国的未来会发生什么大的改变，很难想象它会来自像丽贝卡这样的人，或者，从我任何一个学生中而来。我再次意识到，任何重要的发展，将会首先发生在北京或者上海，然后，在某个时间点上，他们会在涪陵这样的地方掀起波澜，就像从前那样。

丽贝卡再也没有开放地谈论那个话题，但有几次我给他杂志，而他总是谢了我。在期末考试中，我给他的分高于我该给的。部分是因为我欣赏他的勇敢，但主要只是为他而感到遗憾。[3]

在六月的中旬，鼻窦的感染发展到了我的右耳，穿破了耳膜。事情发生得很快——一个下午我开始感觉到耳朵里的压力，到了晚饭时，就变得痛起来，马上就不可忍受了。我的右半边脑袋都因疼痛而抽搐，然而没有办法，只有等待那压力突破我的耳膜。

无法睡觉，而痛楚又太强烈，无法用阅读来分神。止痛药一点用也没有；最后，我只能坐到沙发上去看电视。电视上有一个音乐节目，结合上了舞台表演，我看了一阵；之后是另一个秀，小朋友们上了很浓的妆，照例跳舞翻跟头。电视上总有那样的节目——中国人对小孩喜欢得不得了；几乎一天里的每一个小时，你都能找到个频道，有一群那样的小孩在台上又跳又笑。

待到夜深，只有一个频道了，为了准备香港的回归，放了一部关于鸦片战争的片子。我耳朵里的疼痛变得更强烈了。在我的苦痛中，我密切观看着电影，在纸上记下一些摘录，有意识地把事情变得更糟。那片子有英语的字幕，让我较容易从对白中做摘录：“这些外国人真贪婪”；“这些条约不单是屈辱的，而且也是不平等的”；“但是外国人有邪恶的计划”；“外国人入侵，只是为了利益”；“外国人的欲望永不满足”；“老实说，我们可以哄一哄外国人”；“为什么，为什么他们那么傲慢？”

那些外国人是英国人，到了影片的结尾，他们洗劫了圆明园。片子中有一次拍卖会，一个相貌丑恶的红胡子英国人举起一卷画，说道，“这是中国最古老的画。”他要价一镑，但没人响应。在拍卖会后，他们把宫殿烧为焦土。

影片在凌晨一点后结束，其后电视上再无节目了。我出了门，在校园里走了一会儿。相比看鸦片战争的电影，走路的分神效果更好些。气温很完美，万籁俱寂，星光在白山坪的暗轮廓上闪动。我知道，这不是我在中国的生活体验的一个高点，不过这是一个愉快的夜晚，它是有所值的。

终于，在一个小时后，我入睡了。早晨醒来，我的耳膜破了，枕头上都是血。但我的脑袋不再疼痛，而我可以长途前往和平队在成都的总部——坐船要三个小时，巴士要四个小时。我去见了医务人员，他们帮我清洁了耳朵，让我休息了五天时间，坐在成都人民公园的茶室里。当我健康改善了，我回到涪陵，完成余下学期的工作。这事的主要后果是，有一个月的时间，我的右耳除了阵阵的铃铃响，什么也听不到。有一阵子，这种铃声很烦人，但很快我意识到这比听那些喇叭声还是要好些。如果你半聋了，那么选择在涪陵还是要好过在其他地方。

在六月30，所有的课程因为香港回归而取消了。倒计时的标志被移到了校园路边的一个显眼位置上，红色的横幅从宿舍楼上挂出来。彩灯与灯笼妆点了教学楼的走廊。

我的课程已经结束了。亚当早些时候已经离开；我可在两天后走，在我给期末考试阅卷之后。

在下午四点，同学们涌入了教室看电视。有一些特殊的电视节目，一直播放到明天凌晨的两点，而给学生们的时间表则是连续看十个小时的节目。他们挺兴奋，教学楼里充满笑声。

在九点钟，烟火在城市上空绽放，学生们叫着冲去走廊上观看。乌江上一条条红黄的色带，烟花的爆炸声响彻河谷。涪陵城的一切都被照亮了——商店，公寓的窗户，长长的江滨路——看似江边的这座城市在山上燃烧。

有一群群的小孩在校园中晃，他们在节日里总是这样，有几个小男孩跑到了我的办公室。我正在给卷子打分，王学松带着他们进来了，他八岁，住在我对面的公寓楼里。我另有一次关于他的记忆，在我问他谁是中国的敌人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