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 老师

“每个人都需要点信仰，”孔铭说。“宗教，或者资本主义的民主，或者共产主义——不管那信仰是什么，每个人都需要一点。我的信仰是共产党。我还是一个大学生的时候就想加入了，但在那时，我没被接受。”

孔老师是个党员，一个前农民，现在涪陵师专的中文系教中国古代文学。他三十三岁，在他的黑发中有一些银丝。他常带着温和的微笑，上唇的胡子淡得几乎看不见。他对汉朝的诗歌懂得很多，他三岁的儿子取名叫松涛：风吹过松林时的声音。

“在中国诗里，这是个常见的词，”孔老师解释道。“它也曾经被雪莱用过——我在译文中读到的。他写过一首关于森林的诗，当他描写森林发出的声音时。我想那森林是在意大利，不是很肯定。”

在中国只有五千八百万党员——占人口比例不到5%。有十几年的时间，孔老师一直想加入，但直到去年他才被最后接受，在一次正式的申请，以及三个月时间的面谈与评估后。“在过去，他们往往会很仔细了解你的家庭，”他说。“你的背景是非常重要的。但现在不是那样了——他们转而看你的想法，那样好些了。

我想共产主义的基本目标——去帮助穷人，让事情平等——我想这些目标是好的。党肯定是有问题的，有些人加入，是出于自私的目的。他们想要更多权力，在他们成为党员后，只关心自己。那是不好的——所有我们才会有腐败，因为有些人只关心自己。如果共产党越来越糟了，当然普通人不会相信它。这是现在最大的问题了。但我相信多数人依然支持党，而我肯定同意它的主张。那里总会有些问题，然而基本的目标是好的。”

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基本目标总是稳定人民，传统上，这是通过国营的工作单位来维持的。孔老师的单位是学校，作为其结果，他的生活没有企业主那种的不确定性，也不需要打拼。他的三室的住房为学校所有，由学校维护，租金大约是三十元——那么小的数目，交租只是种形式了。学校还给孔老师提供了健康保险，以及退休金。不到八百块的月工资是不高，然而额外的收益是在安全感上，因为学校炒掉雇员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孔老师所有的，在美国会称为“终身任职权”，只是在共产主义的中国，传统上这种终身任职权是从你开始工作那一刻就给你了，而它乃是给任何一个为国有单位工作的人：教师，政府官员，邮政人员，火车乘务员，码头工人，工厂工人。在中国的共产主义下，所有这些人都有工作安全——“铁饭碗。”

但这个用语已经在滑入过去了，涪陵的人们现在对它有两种用法。通常它是带有讽刺性的，当地人强调它是一种浪费的机制，需要深入改革；但也有那些人，带着怀旧的乡愁，描述着过去舒适的生活，而今在逐渐消失。如何用这个词，取决于一个人对单位制度的立场，而逐渐的，政府在采纳对铁饭碗的批评观点。作为其结果，没有饭碗再是纯铁的了，也没有哪个单位没有改革，再也没有不带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它发展成为了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结合的奇怪婚姻，持续不停地变化着，重新定义着孔老师那样的人的生活参数。

第一个重大的变化，将在今年的迟些时候到来，在1998年的六月，当他的住房将要私有化时。他不再享有一个月三十元的形式房租；取而代之，那五十四平方米的公寓将被卖给他，价格为一万块多一点。这是一个好价钱——然而对一个赚八百一月的人来说，还是很多钱，而他的妻子，作为一个自由职业的摄影师，挣得还要少。当然，房子的价钱可能会上涨，在未来给孔老师带来利润——但没有任何过去的经验教他把房子视为投资。在涪陵，没人讨论按揭，以及再融资，从来没听说过一个普通市民向银行借款的。要买大件商品的话，你就从自己的储蓄里掏钱，或者你得向朋友与家庭成员那儿借——或者，如果弄不到钱的话，你就干脆别买了。

其他的裂缝也在饭碗上蔓延。政府已经决定，单位的保险体系，将被改革。这个改变的细节还没有决定，但可能涪陵的教师将来得去买自己的保险了，从中国新兴的保险公司那儿。很快，孔老师与他的妻子，徐丽嘉，将要应付孩子上学的问题了。江东区的小学收取的是标准费用——一个学期一百多点，包括学杂费。这样的开销是不难应付的，但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开始在涪陵分化了，因为声誉好的学校可以收较高的费用，来保住顶尖的老师。江东区的学校滑入了这种竞争环境中，师专的多数老师都选择把孩子送去下城区的学校。但这种转移越来越贵——几年前，转区的价钱是八千块，现在，这种一次性的费用跳到了一万二。而三年后的费用将是多少呢，当孔松涛准备入学的时候？这钱值得花吗？还有别的中国特色要降落到曾经稳定的社会主义单位中，给这家人带来更多的困难吗？这些改变，会不会触及到临界点，让孔老师不再把共产主义说成是他的信仰？

但即便在这些变化当中，孔老师也不是特别焦虑。在必要的时候，自然会做决定；在此期间，他教着古代文学，看着他的儿子成长。这种泰然自若跟他的党员身份，对政府的服从，并没有关系。他平静的原因跟许多其他中国人一样，虽然在外人看来，这些变化看上去叫人受不了。理由很简单，他曾经见过比这更糟的日子。

“当我小的时候，我们没有足够吃的，”孔老师说。“尤其是在1972和1973年——那是特别糟糕的年份。部分原因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偏远地区，土地不是很好，但也因为文革的问题——生产和农业方式的问题。在1970年代后期，情况有了点好转，但还不是很好。我们从来吃不上肉；我总是饿着。每天我们都喝米粥，而且我们只有一点点粥。我们很少会吃到盐。我们吃野草，野花，松籽——那些我都吃过。”

“在我五岁的时候，我母亲死了，在她生完我妹妹的时候。当然，我们没有牛奶或者什么别的给那婴儿，她也死了。我不记得当时那情形了。但在我十岁的时候，我父亲也死了，那个我记得。他突然生了病，非常严重的感冒，三天内，他就死了。”

“在那之后，情况更糟了。我的祖父没有力气去干活，而我太小了，干不了什么，所以我的叔叔不得不负担我们所有人。在那个时候，村里的生产队很坏，他们一点也不帮忙。后来，情况改善了，他们开始来协助了，但有许多年，情况都很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