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断桥（第3/6页）

我举起拳头，拼命往那人身上打。他并没有还手；他手里全是我的东西。每打他一下（“草泥马！”），就有些东西从他怀里掉出来。我打他一拳，我的相机掉出来了（“草泥马！”），再打他一下，我的腰包出来了（“草泥马！”）；再来一下，我的两条短裤飞到了半空（“草泥马！”）。钱包，采访本，护照——我让它们通通躺在地上。愤怒完全冲昏了我的头脑，我不停地打他，直到他怀里的全部东西都掉了出来。现在，他只想逃跑了；他跑回走廊，绝望地拉着每个门的把手：锁了，锁了，还是锁了。我追着他：怒吼，抓住了，用力打一顿。最后，他找到了一个没有上锁的房间，从那个房间洞开的窗户里，他在两层楼上跳了下去。

我差点就跟着他往下跳了。我一直跑到窗前，我的情绪拖着我的身体探到半空，一下子，我就清醒过来了。我往下看，那个小偷碰上了好运——在我们这层下面有个宽阔的平台。我住了嘴，这个夜晚立马就安静了下来。我听着那个小偷的脚步声拐过旅馆。他仍然拼命跑着。

当盛怒过去了以后，我感到了疼痛。在打斗之中，我把左手中指弄骨折了——肯定是在我一把拉过那个男人时弄断的。旅店里值夜班的经理陪我去了当地的医院，叫醒了那儿值班的医生。他打了个哈欠，砰一声把我的手指接回原位，然后给手指照了X光。指关节看起来还是弯曲的，于是那医生猛拉了一下我的手指，再次把它接回去。这回那个照X光的机器出了问题，医生叫我明天早上再过来，说到时就会有操作X光机的技术人员。旅店经理和我一起去了派出所报案。我昏头昏脑地回答了警察的问题，又填了一些表格；我的中文对话能力好像一下子退步了很多。清晨五点，我终于回到了床上。我睡得很不踏实。

几个小时以后，旅馆的老板来了，陪我回医院去。老板是个帅气的男人，他的头发打了很多啫喱，油光滑亮地贴在前额上。他穿着一件全新的白衬衣，一条烫得笔直的男裤。他再三为昨晚的盗窃案向我道歉，并向我介绍了他自己。

“我的名字叫李鹏。”他说。

我以为我听错了：“李什么？”

“李鹏。”

“跟前总理的名字一样？”

“是的。”他说。那个男人无奈地笑笑，我想我并不是第一个问这个问题的人。1989年的夏天，是李鹏正式宣布了官方的戒严令，很多一般的中国人会把他和那次镇压事件联系起来。后来，据香港的报纸报道，愤怒的北京市民纷纷打电话并恐吓了二十个叫李鹏的北京居民。

他们中间至少有一个改了名字。十年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很流行讲关于李鹏的笑话。

“你喜欢李鹏吗？”我问那个旅馆老板。

“NO。”他说，故意用英语加重语气。他显然不想说这个话题。他问我关于昨晚盗窃案的事。

我已经把我记得的所有关于那个小偷的东西，都告诉了警察：他的头发是黑色的，他在二十岁到四十岁之间。他比我矮。如果他再次出现在我面前，我不会认得他。

这种含糊不清的描述让警察感到困惑：你怎么可能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弄断了手指，然后对他毫无印象？我自己也感到困惑。我记得追他的种种细节：不知为什么，那条黑暗的走廊、那一扇扇透着光的门，留给我的印象最为鲜明。我也可以回忆起那条楼梯口，我的相机弹到空中，还有那扇洞开的窗户。我还能听见我大叫着的那个词在旅馆里回响。我最难以忘怀的是那种盛怒的感觉，一想起来还是感到不安。然而那个小偷本身我却记不起来了。李鹏皱起了眉头。

“那是个小孩吗？”他问我。

“不是。”我说：“不是个小孩。”

“那你怎么轻易就抓住了他？”

“我不知道。”

“你们美国有小偷吗？”

我告诉李鹏美国也有小偷，但他们带着枪，你不会去追赶他们。

“在中国，大多数小偷随身带着刀，”他沉思着，说道：“不带刀的算哪门子小偷呢？所以我觉得他是个小孩。”

“他不是个小孩。这点我可以确定。”

“那他怎么不还手呢？你怎么那么轻易就抓住了他？”李鹏的声音听起来简直像是失望了。

“我不知道。”我说。

警察对我的问话也是大同小异，我开始感到厌烦了。当我们重新回顾昨晚的事件时，局促不安的感觉层层传了出来：首先，他们对一个外国人在这座城市里遭遇偷窃事件感到羞愧。接着，在承认了这个不幸的事实以后，这个外国人抓住了小偷的事实，让他们感到更为羞愧。除非是一个特别蠢的小偷，才会在凌晨两点被一个外国人追打；所以这个小偷必定有什么严重的问题。警察们提出了种种可能。他肯定是喝醉了；或者是个残疾人；或者是个特别穷的外来移民。警察们强调，丹东是个现代化的、有秩序的都市，旅游业正在蓬勃发展。外国人半夜醒来发现有个小偷在他的房间里——丹东可不是这样的地方。

没有人认真考虑过另一个可能：这个男人是北朝鲜的难民。警察向我保证，这个边境地区没什么难民，因为河对岸的城市新义州，并不像北朝鲜的其他地方那么穷困。据在新义州有亲戚的一些丹东居民说，新义州的人一天吃两顿饭。然而在更远的东边，在饥荒和愚昧的经济政策双重打击下，据估计每年有7万北朝鲜人逃亡到中国来。很可能他们中有一部分人来了丹东。这种可能性困扰着我：如果说当地人希望那个小偷是残疾人，我却希望他强壮得不得了。我希望他是个经验老道的小偷，聪明狡猾，跑得很快——总之是个旗鼓相当的对手。我希望他是个中国人，而不是一个北朝鲜人。当我想到我可能狠狠地揍了一个挨饿的人一顿，我就感到非常不安。

李鹏和我都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想到了一个另外的可能性。

“可能他是个吃白粉的——所以他体质虚弱。这样就说得通了。”

“这儿有很多吸毒的人吗？”我问道。

“啊，没有。”李鹏马上回答：“我想丹东没有什么吸毒的人。”

市里最主要的风景胜地是鸭绿江上的断桥，这座桥曾经连接着丹东和新义州。1950年11月，朝鲜内战的第一年，当麦克阿瑟将军的军队向中国边境紧逼过来时，美军的炮弹炸毁了大半座桥。1993年，在修复了一半的桥身以后，中国把它向游人开放。游客们可以沿着桥走，看看爆炸以后留下来的遗迹——那在河水中间消失不见的桥身，并花上一块钱，透过望远镜看看遥远的对岸。北朝鲜人没有修复属于他们的那半座桥。那一半空荡荡的桥架子横在鸭绿江上，一直延伸到对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