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一夜之城（第4/8页）

政府给深圳竖立边界是希望加强监管，但却引发了意料之外的结果。很多老板把工厂搬到了围墙的另一边，那儿的土地更便宜，执法也没有那么严。深圳地区由此就被划分成两个世界，当地人称为“关内”和“关外”；意思就是“围墙内的地方”和“围墙外的地方”。好几个世纪以前，这种说法用于山海关一带；山海关是长城中很有名的一段，它是中国的皇朝和满洲之间的分界。在深圳，人们把旧的说法套用到新的边界上。在围栏之外，卫星城一个个兴起，它们大部分是没有规划、脏乱不堪的。这些卫星城内，廉价建造的工厂和工人宿舍杂乱无序地扩张。这儿的工资要更低一些，工作日通常是一周6天，而非5天。比起深圳关内，工伤事故和工厂起火的事情发生得更为频繁。

就是这儿，在关外，艾米莉在一个叫龙华的卫星城找到了她第1份工作。她开始工作不久，她所在的企业就新增了一个生产部门，并发展成为一家颇具规模的工厂，有自己的工场车间和工人宿舍。这家工厂生产铝制品、铜制品、低档次的银饰，还有上色并涂了亮漆的廉价塑料珠子；这些东西都用塑料袋装起来，然后出口至香港、南亚以及美国。

艾米莉那个关于香港商人的故事很快就结束了。我们打完那一通电话以后，过了几个星期，她又打给我，我就追问她那个香港人的事情。

“他对女人是见一个爱一个。”艾米莉边笑边说。“所以，对我来说他不是个问题了。”

她告诉我说，她姐姐找了份新工作，是在“孤独的心”电话热线里接听电话，那些在深圳离感到失落伤感的人会打电话过去，跟接线员聊天。她这份工作的收入没有艾米莉高，但是很轻松。依照电话数量的多少，她还会得到相应的奖金；有很多人打电话进来。我问艾米莉，为什么那么多人会打去电话热线。

“每个在深圳的人都有很多烦恼。”她说。

“为什么呢？”

“有很多关于爱情的问题。”她说：“有些人说，深圳没有真正的爱情。为了生存，大家都忙着挣钱去了。”

她的声音听起来比学生时代老成了很多。在和艾米莉电话聊天过后，我常常会想，那些年轻人是如何生活，如何在深圳、在那些新兴的城市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千千万万的人像候鸟一样迁徙：这些默默无闻、你从来不知道姓名的打工者们南下。身在其中，一个像艾米莉这样的年轻女子迷失了方向，看起来是在所难免的事情。

春天的时候，有一个叫朱云峰（音）的男人来到艾米莉所在的首饰厂工作。他学过做模具，在上一份工作里，他估算错了一个金属部件的重量。他和其他三个男人本来要合力搬起那个金属部件，然而那部件滑开了。朱云峰放了手。其他三个男人来不及反应，都压断了几根手指。公司承诺会付给受伤的工人赔偿金，也没有因为这次事故而处罚朱云峰，但他还是决定不干了。面对那些伤残的工友，他感到很不好受。

那一年3月，朱云峰来到首饰厂上班的时候，艾米莉并没有留意到他。他是个沉默的人，而且他的外表也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他中等个子，有一头浓密的黑发，由于整天和模具打交道，他的肩膀很宽。他长得不算英俊。不过，后来艾米莉开始渐渐注意他。艾米莉喜欢他走路的样子——里头有一种自信。

两个月后，她的办公桌抽屉里开始出现了一些小礼物。她收到了两个洋娃娃，还有一个羊的小雕像。她没有问大家是谁送的。

6月的时候，艾米莉和朱云峰以及其他一些同事一起去外面玩，后来到了当地的公园，不知为何却只剩下他们两人。艾米莉不知道他们俩是怎么和大家分开的。忽然，她感到害怕起来；一切都发展得太快了。她那时候22岁。他是26岁。

“我不想和你一起走。”艾米莉说。

“你想和谁一起走？”朱云峰说。

“我不想和任何人一起走！”

他们后来就回了工厂。几个月以后，朱云峰告诉艾米莉，就是那天在公园的时候，他觉得他们俩有可能会成。他看出来了，艾米莉的心思当时摇摆不定。

那家工厂雇了50个人。台湾籍的老板公开告诉工人们，他来到中国大陆的唯一一个原因，就是这儿的劳动力更便宜。工人们都不太喜欢他们的老板。有些工人1小时的工钱不到1块人民币，相当于12美分左右；这意味着他们为了要拿到足够过活的薪水，就得超时工作。工人们每次说起他们的老板，就像很多在深圳工作的人说起他们的台湾老板一样，都会用两个词来形容他：小气、好色。不过这家首饰厂的老板心眼没坏到哪里去，这家工厂的条件比很多“关外”工厂要好一些。这儿的工人们星期天可以放假，平时下班以后也可以出去，但要在晚上指定的时间前回到工人宿舍。这时间通常是11点或12点，取决于老板当天的心情。

工人宿舍在一栋六层楼的楼房，老板把最上面两层都做宿舍用。宿舍里每个房间住着4到10个工人。这是家“三合一”的工厂——产品、仓库、人住的宿舍，都在同一栋楼里。工厂的这种布局在中国是不合法的，工人们都知道；他们也知道这栋楼底层里贮存的一些原材料属于极易燃的物品。还不止这些；曾经有个电工来为这栋楼做检查，他告诉艾米莉和其他的秘书，这栋楼的电路是有问题的。从那以后，艾米莉就自己画了张从大楼里逃生的路线图。如果晚上发生火灾的话，她打算先跑到6楼宿舍的平台，然后跳到隔壁大楼的楼顶上。这就是她打好的主意；她不会去对别人说什么“这是违法的事情”，因为根本没人要听。在“关外”，这样的“三合一”工厂比比皆是，工人们也没什么办法。他们都是背井离乡出来的。

10月里一个星期六的夜晚，朱云峰和艾米莉一起过马路时，拉住了她的手。那一刻艾米莉的心脏差点掉了出来。朱云峰紧紧地拉着她。

“我太紧张了。”当他们走到马路对面时，艾米莉说：“我不想这样。”

“怎么了？”朱云峰问：“你以前从来没和人拖过手吗？”

“拖过。”艾米莉说：“但我还是很紧张。”

“以后我们都会这样。”朱云峰说：“你应该很快就习惯了。”

后来，当艾米莉告诉我这个故事时，她一边说一边止不住地笑。她做了个中国女人常常会做的动作——用手遮住她的嘴，就像是回忆里的快乐满得都溢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