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好莱坞（第3/8页）

起初，我以为只是因为雅宝路的一切让人沮丧，而波拉特的美国梦是他暂时逃避现实的一种方式：他其实不是真的要去美国，只是需要说说他的美国梦。但后来，我逐渐意识到波拉特身处一种复杂的状态中。雅宝路上那些赖以谋生的小生意确实困扰着他，而他对其他维族商贩的态度，有时是相当势利的。每次他遇到别的维族商贩，总是友好地与他们握手；但一转过身来，他就直言不讳地告诉我，这些人没什么文化，也不懂政治。在波拉特眼中，这正是他与其他那些维族商人格格不入的原因：他是一个流落北京城的知识分子，原因是他在新疆的生活出了问题。

维族的文化里划分了界限分明的阶级，知识分子阶级在农民和商人之上，并自觉维持着这一地位。改革开放以来，阶级之间的界限更加明显，每一阶级都自有一套和中国人交流的关系。

在新疆这样的地方，中国人会把经济发展当作有力的政治工具。维族的农民有时能从政府出资兴建的基础设施中受益，也能得到农业的补助金，所以他们可能消极地服从了中国人的统治，甚至有些人会持欢迎的态度。维族的商人也是很讲求实际的，他们要做生意，就要有途经弄到中国生产的商品。但很多维族的知识分子强烈地反对北京当局的控制，那些文化层次低的维族人在他们眼里，也成了当局的合谋者——这一事实让他们的内心更为痛苦。

对于波拉特这样的人，是为生活所迫而从商的，内心就更是充满了愤怒。而另一种知识分子的极端，就是理想主义与信念变成了正统，这对他来说是同样的邪恶。他憎恨那些商贩们的眼光短浅，但他更讨厌那些痴迷于空洞观念的人。在雅宝路，他对两类人的批评是从来不留情面的。他看不起北朝鲜人，在他看来，北朝鲜人是由古到今最为糟糕的共产主义者。他也受不了阿富汗商人。有时，他们会到维族餐馆里来，通常是三、四个人一起。我知道的那些中间商，没有一个曾经和这些阿富汗商人做过生意；这些阿富汗人来到雅宝路，不是为了买汤米。希尔菲格（Tommy Hilfiger）或者乐斯菲斯（North Face）的。这些男人蓄着胡须，样子憔悴，夏天里也裹一身长袍。有谣言说他们是贩卖珠宝和毒品的。每次他们走过，波拉特就撇撇嘴，露出很不屑的表情。

“他们跟共产党人一样，”又一次波拉特对我说：“阿富汗国内没有自由可言。你必须有某种信念，而且不能问任何的问题。所谓伊斯兰教和共产主义，它们的实质一模一样。”

对于维族的知识分子来说，对伊斯兰教持怀疑态度并不是一件稀罕事。以前，这支少数民族并不属于特别虔诚的教徒，但改革开放以后，维族人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198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特意鼓励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播，为建造穆斯林建筑提供资金，甚至赞助了维族的宗教领导人去伊斯兰教圣城麦加朝圣。当局希望宗教信仰的兴盛，能平息当地的动乱；所以1985年发生的一系列暴动，让当局非常意外。当时几千名维族人游行示威，抗议汉人迁徙到新疆来；他们也指责中国人在新疆的沙漠地区做核试验。波拉特参加了那次游行，然后第一次被关进了监狱。

那次游行示威主要是与政治相关，但中国领导人相信，伊斯兰教徒在其中起了主要的作用。1985年以后，当局忽然改变了策略，面对维族人的暴动，采取了压制宗教活动的方式。然而伊斯兰教持续在当地发展；很多人由此相信，政府起初的鼓励政策和随后的镇压手段，起了相同的积极效果。而对于波拉特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和当初毛泽东主义的盛行一样，是很有威胁的。他认为维族人正走出一种貌似正统的信念，但又走向了另外一种。

维族人的圈子相对来说比较狭小，在那个圈子里，波拉特信任的人寥寥无几。他定期会给几个流亡在美国的新疆人打电话，也会召集在北京工作的好朋友时不时聚聚，一起吃饭。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大部分也做出了某种程度的妥协：他们或沦为了商人，或在北京的少数民族学院里教书——中共严格控制着这些学校。

2000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波拉特邀请我出席他为一个维族好朋友所安排的晚宴。波拉特以前告诉过我这个人的一些事情，他有时会在中国电影里扮演外国人，获得一笔额外的收入。这个人刚在南方参加拍摄了一部电影，现在要回新疆去，途经北京。

波拉特在日坛宾馆的维族餐馆订了一张长桌子。日坛宾馆就在“好莱坞”夜总会旁边。那晚上来了总共有12个男人。在中国，我常感到自己的样子和周围的人群格格不入；但那天晚上我觉得好多了。那晚来的男人大多和我一样，轮廓很深，鼻梁很高。只有一个微妙的细节，会让人觉得不大对头——我们之间的谈话主要以中文进行。我知道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并不爱说这种语言；他们是为了让我有融入感而特别破例的，所以我很感动。（注：这些维族人基本不会说英文，而我不会说维语。）

他们全是维族人，除了有一个是出生在中国境内的塔塔尔人。那个塔塔尔人告诉我，中国50多个少数民族中，塔塔尔族是唯一一支故乡不在这个国家境内的少数民族。20世纪前半叶，因为斯大林的苛政，塔塔尔人逃离故乡，越过了苏维埃的边境；他就是那些塔塔尔人的后代。

那塔塔尔人头发是金色的，那个维族的兼职演员也是。“他是个假洋鬼子，”波拉特对着我开玩笑地说：“你是个真洋鬼子。”

通常，“假洋鬼子”这个词用语描述盲目效仿西方事物的中国人。我问那个兼职演员，他的电影演得怎样；波拉特摆出一副敦厚的样子捉弄他。

“你死在中国人手里多少回了？”波拉特问道。

“好几回啦。”那男人咧开嘴笑了。

“你在《鸦片战争》里被一个中国女人杀掉了！”

另一个维族人——他是个教授，说话了。“那部电影的剧组，在中央民族大学里找了很多学生做临时演员。有人还在拍戏时受伤了——我记得是个哈萨克族的学生。”

其中一位客人接过话来，他说他曾经在一部宣传影片中扮演法帝国主义者。“我处决了一个中国革命者。”那个男人骄傲地说。他也是一个教授。“那天是我的幸运日。”

其他人都大笑起来，纷纷举起了手里装了伏特加酒的酒杯。桌子上摆满了维族人的菜肴：烤羊腿，囊饼，一串串的烤肉和蔬菜。夜渐渐深了，大家仍然一杯接一杯地喝酒，交谈的语言不再限于中文；后来他们的话我一句都听不懂了。我静静地坐着，观察着他们，听着他们说的话。我喜欢那种土耳其语系的发音，他们说着这样的语言，脸上都焕发出光彩。晚餐快结束的时候，波拉特站了起来，慢慢地绕着长桌，依次向客人一个个地敬酒。那一晚，那一桌人，在雅宝路的心脏地带，他看起来像是站在了全世界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