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J 自我批评

陈梦家的故事似乎随着每一次的讲述而改变。关于他生命结束时的事情，有关记录实在太少，我只好依靠采访、回忆录和道听途说去把它补充完整。我采访到的很多人已经年过7旬了。老杨告诉我，人们指责陈梦家有外遇；赵老先生告诉我，陈梦家由于为传统文字辩护而惹了麻烦；石璋如教授则听说是共产党人杀害了他。关于陈梦家的死，其他人也有他们的版本，有些不过是间接获得的二手资料。我的笔记本里，记录不断增加、却又相互矛盾：

“陈梦家让我大吃了一惊，他长得太帅了。我记得我当时就想——想法颇有点不合时宜：他可以去做电影明星。”

“我听认识他的人说，他和一个唱京剧的女戏子有暧昧关系。”

“那时候很多东西都被拿到台面上来说。他们可能批评一些很私人的事——这就是他们的行事方式。当然，这和任何人无关。如果他妻子不提出来，其他人还说什么？”

“我不知道我所说的和你听到的是否一致。据说陈梦家是在和一个电影演员发生暧昧关系后自杀的。当然，这个说法的源头不是我，我也不想别人这么认为。我是听X说的，X是听Y说的，Y当时为了维护Z把这件事说了出来。”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我们不应该谈论它。”

“他具有诗人气质。如果他有什么想法，就会说出来。他是个‘心直口快’的人。”

在上海博物馆四楼，我找到了一个常设展，展出的是陈梦家收集的明朝家具。在博物馆里放着的家具总给人一种伤感的味道，而陈梦家的收藏品看起来显得特别孤单：空空的椅子，空空的桌子，焚香台上什么也没有。有一把椅子是用珍贵的黄花梨木做成的，椅子上的装饰物只有一个刻字：壽。展览介绍里完全没有提及陈梦家的人生，也没有提及他去世的事情，里面只有一句话：

这个房间里展出的家具，最初由陈梦家夫妇收集。

马承源是博物馆里最老的一任馆长。他今年75岁，已经退休了，但仍参与博物馆的管理事务。当我提出想要给他做一个采访时，他很热情地回复了我。他是那个甲骨文学者的朋友。他告诉我，他和陈梦家第一次见面是1955年。那时候，上海博物馆还是个很小的机构，如今这漂亮的复合建筑是在1996年才开放的。在1950年代，马承源和博物馆其他的管理人一起，从当地的古玩市场里买来甲骨，并常常会叫一些专家来察看它们。

“陈梦家来了博物馆几趟。”马承源说。“他很有教养的样子，不过说话很直接。他总是会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这最后给他惹上了麻烦。他认为中国文字很美，并反对1950年代推出的文字改革。我听别人说，在北京的某些会议上，他公开地表明了这样的看法。那么做很危险，因为文字改革计划是由政府在背后推行的。坦白说，我也不喜欢文字改革，但我从来没说出我的意见。那些都是在北京发生的事情，和我无关。”

马承源继续说道：“陈梦家来上海的时候，我总是喜欢带他来看我们的收藏品。有时他的妻子和他一起来。我想陈的妻子性情和以前不同了——这是我听别人说的。她不怎么说话。我想她精神上感到了某种压力。我知道他们俩想要个孩子，但没有成功。他们一度想要收养一个孩子，但这太复杂了；我们中国没有这个传统。我想他们家里没有小孩，所以感觉很孤独。有一回，陈梦家告诉我，他们俩生不了小孩，不过他从来没有说过细节。当然，我也不好意思问。”

马承源告诉我，他最后一次看见陈梦家是在1963年。“那时候陈梦家已经有政治问题了。”他说。“当时我去了北京，到他家里看了他的家具。他家里有很多件漂亮的家具，我还记得当时我特别注意到其中一件，就是刻了壽字的黄花梨木椅。我们在他家里吃晚饭，他给我一本他的新书：《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你要明白，这本书的标题不是陈梦家给起的！”

“那时，他第一次告诉我说他想把家具捐给上海博物馆。他很担心要如何保护这些家具。他从来没有特别提到，他害怕政治上的麻烦。但我知道，任何一个收藏家都想要把那些家具摆在家里。那么为什么他要送给博物馆呢？原因我们只能猜测了。后来，他写了一封关于捐赠家具的信，寄给了我。我还保留着那封信呢；我可以找出来给你看。那就是我最后一次见他的事情。”

马承源提到，陈梦家的政治问题始于1950年代后期。“有些年轻的学者写文章批评他。”老人说。“有些人对他展开激烈的攻击。”

我问他还记不记得任何一个批评者的姓名。

“李学勤。”他说。“李学勤写了些文章，说陈梦家关于甲骨的研究是错误的。”

“他的批评对吗？”

“不对。”马承源说。“他不应该在那个非常时候写这么一篇文章。陈梦家的麻烦已经够多了。”

“李学勤是个怎么样的人？”

“李学勤——”马承源摇了摇头，思索了一会儿。“不好说。”他说道。“不过李学勤现在是考古学的领军人了。那时候，有一段时间，他是陈梦家的助手。”

马承源没有再说更多的关于那些批评的事情。他只说了个名字就岔开了话题，虽然明知已经引发了我的好奇心。人们都说马承源很有政治头脑：“文化大革命”时期，据说他用毛泽东标语的横幅包起了博物馆的文物，从而保住了它们。马承源知道红卫兵不会破坏毛主席的标语，而上海博物馆的收藏得以完整地保存。如今，这个博物馆被公认为全中国最好的博物馆，马承源因领导其扩展计划而获得了表扬。

有谣言说，“文化大革命”时很多知识分子和有钱人丧失了他们的财产，而上海博物馆则从中获利。我问了马承源这个问题，他的态度坦荡。“那时我也受批评了。”他说。“我们关心的只是生存问题”。他告诉我一个发生在“斗争会议”上的事情，当时馆长和其他的馆员一起，被举到空中，然后扔到大理石地板上。马承源说，他的身体擦伤了，但没什么大碍；而一个同事头先摔到地上，然后就断气了。这个故事很短，但很见效：我不打算再问“‘文革’是否对上海博物馆有利”这样的问题了。

我走之前，马承源影印了陈梦家最后一封来信给我。那封手写的信函标注的日期是1966年1月26日，那一年陈梦家就自杀了。信上的字迹很漂亮，内容并未提及任何担忧或政治麻烦。 那些文字整整齐齐，就像上海博物馆里展览的家具一样，同时它们也给人一种空洞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