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讲 说理的情绪与措辞

亚里士多德把“情绪”列为说理三要素之一——另外的两个要素是逻辑和信誉。情绪是说理在听众那里产生和激发出来的情感效果，是存留在听众那里的说理因素。亚里士多德论及情绪，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他曾经批评修辞学教师只教人如何打动陪审员的情感，“我们应该根据事实进行论战，除了证明事实如此而外，其余的活动都是多余的”。另一方面，他在《修辞学》第二卷前十一章中分析了多种情感，如愤怒、怜悯、友爱、恐惧。对这些感情因素的分析特别有助于我们了解各种政治宣传和商业广告经常如何在情绪的层次上影响和控制我们。

委婉语和情感用词

奥威尔在《政治与英语》中说，一个社会文明的衰败表现在“它的语言在不可避免地衰败下去”。他说：“有一点是清楚的，即语言的退化，必定有其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原因，而不是因为这个或那个作家的不良影响。但是，结果也可能成为原因，它强化了最初的原因，导致了相同结果的强化，如此恶性循环，不知伊于胡底。”思想的不真实与语言的不准确互为因果，但这个过程是可逆转的，逆转这样的过程，是我们学习理性公共说理的主要目的之一。

对于说理来说，准确、明白、诚实，不遮遮掩掩，不故意含糊，这样的语言是必不可少的。前面谈到，主要概念的明确定义、清晰的逻辑、诚恳的用意、良好的信誉，这些都有助于成熟、理性的公共说理。与这些说理因素同样重要的是说理所需要的那种诚实、透明的语言。只有这样的语言才对事物有澄清的作用。

当语言被用来遮掩而不是澄清事物真相时，它就成了一种欺骗。这种欺骗经常是不太容易识别的，因为用于遮掩真相的都是美好、客观、深刻的“好词”，如“待业”青年、“上山下乡干革命”，其实就是城市失业青年，“三年自然灾害”其实就是大饥荒。有学者说，“文革”中的忠字舞就相当于后来青年人跳的迪斯科，毛泽东说的“文革”每五至七年搞一次，就是定期民主选举。作品被审查枪毙，叫作“调整”，言论被禁止，叫作“管理”。像这样的语言就是奥威尔所说的“乌贼鱼喷射出的墨汁”了。

语言本来就带有各种感情色彩，不可能找到完全客观、中立的说理语言。说理者应该尽量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尽量避免为专门目的而挑选感情色彩特别明显、浓厚的字词。例如，如果别人提出了与你不同的看法，你在提及的时候，就应该避免“这种心怀叵测的恶意攻击”之类的说法。即使一些看起来是客观中立的字词，也会对读者有潜在的影响。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学教授马拉姆斯（Neil Malamuth）曾经提供过这样一个例子：他对同一个男子人群问了两次问题，第一次问的是，如果你强迫一个女子与你发生性行为，而无须负有任何责任的话，你会这么做吗？有一半人说会这么做。第二次问的是，如果你强奸一个女子而无须负有任何责任的话，你会这么做吗？只有15%的人说会这么做。其实莫拉姆斯问的是同一个问题，只是用不同的词在说同一件事而已，在第二个问题里他用了“强奸”这个坏的字眼。

相反，用好的字词可以让人更方便地去做坏事。“文革”中许多红卫兵都参加过暴力行动，当时被称为“革命行动”，他们也被叫作“革命小将”，他们中有的至今还觉得“青春无悔”。可以想象，如果不是用这样的革命语言去蛊惑煽动，而是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去残杀或杀害一个无辜的人，不必承担任何责任，有多少人会那么去做呢？

在陈述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选择的字词往往已经包含了对它的态度，当有人被拆迁逼得走投无路、拒绝服从的时候，我们可以称之为“奋起抵抗”，也可以称之为“违法抗拒”，甚至可以称之为“暴力行为”。我们的用词不是中立的，用词也就是我们对事件的态度。

有一位著名的教授这样陈述中西文化之间的交往：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话语间的“抗衡”只能有两种结果:要么是“潜历史经验将自身展示为对主流话语的对抗，在世界范围内为霸权所分割的空间和时间中重新自我定位，并在主流社会中获得一席之地”，要么就是“以取悦的‘人妖’方式作为他人观赏的文化景观，甚至不惜挖掘祖坟，张扬国丑，编造风情去附和‘东方主义’的神话，以此映衬和反证‘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意识观念”。这席话中的许多字词，如“挖掘祖坟”、“张扬国丑”、“编造风情”都有诱导偏见、对抗、敌意的感情色彩。如果只是作者在表达自己的个人感情，当然是他的自由，但如果作为一种公共说理，那就未必是理性的语言了。

“文革”时期的公共说理中充满了感情色彩浓烈的词汇，许多“坏词”构成了极具摧残性的语言暴力。这些坏词有的将人妖魔化，把活生生的人说成为非人的异类，排斥到人类之外，剥夺他们人的属性，使被虐者自觉低人一等，而施虐者没有负疚之感。例如，“牛鬼蛇神”、“几只苍蝇嗡嗡叫”、“砸烂狗头”、“臭老九”、“黑五类”、“引蛇出洞”、“关牛棚”、“小爬虫”、“害人虫”、“走狗”、“洋奴”等等。有的则是用语言把人划分成“我们”和“敌人”，用不讲理的你死我活来代替必须讲理的相互容忍。这样的语言以战场逻辑来代替民主公共生活规则。例如，利用“打倒”、“消灭”、“粉碎”、“斗垮”、“清算”、“揪出”、“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砸烂狗头”等诋毁、攻击的语言，来挑动仇恨和暴力。这些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阶级斗争词汇，数十年如一日潜移默化地深入到人们的下意识之中，一有机会或需要就会重新被启用。

抽象与陈套

极具敌意、仇恨和伤害性的暴力语言仍然充斥在网络上，这种语言有的带有明显的施虐意识，使用者不仅是普通网民，还有大学教授。在当前的网络语言中有许多的“骂”，背后有不同的个人或社会原因，有的是因为对现实生活中的不公和腐败感到不满和愤怒，但又无可奈何，无能为力，骂成为他们疏通恶劣情绪的管道；有的是从骂得到一种自由和解放的感觉；有的是因为觉得骂很“爽”，很“酷”；有的是因为骂已经成了习惯。网骂中还有一些是很不堪的詈辞秽语，纯粹是有目的的侮辱和伤害。期待一个没有骂的和谐世界是不现实的，但是，守住骂的文明尺度，不让骂变成破口大骂，却是完全办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