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与蜜

糖果是可以改善心情的好东西，酥酥甜甜，一说起来，骨头仿佛都轻了二钱。幼时吃糖果的机会有限，但也有些甜蜜的记忆。

小时候我对世界的认知，跟后来听长辈们描述的很不一样。长辈常感慨当初的贫困艰辛，听多了也觉得他们说得没错，但自己回忆时，几乎每个片段都是快乐的，偶尔梦到不识艰辛的童年，还会笑醒过来。

那时候，物资确实稀缺。每个月，从广西方向开来一趟供应车，把全镇人巴望的物资拉到供销社。但购物票有限，工资也很微薄，买了酱油盐巴，就不能再买别的。在维持生计已很勉强的情况下，柴米油盐都成问题，白糖这类奢侈品更别想了，一年最多买一两斤，也是为了年夜饭和做米花。爸妈对此从不抱怨，我自然也觉得世界本来就是这个要啥没啥的样子，成天没心没肺地乐呵着。

大概遗传自我爸，我特别喜欢甜食，尽管一年也吃不上几回。每次买回白糖来，爸妈就给我们做几碗糖水炒米解馋。我舍不得大口吞咽，捧着专用的小碗，宝贝一样地磨蹭着吃，一粒一粒含在嘴里，体会着白糖的甜和炒米的香在舌头和上下颚之间流转的幸福，爸妈催我快点吃，说炒米软了就不好吃了，我护着碗不听，这样一碗能享受一天。

两三岁时我就掌握了偷糖吃的技艺。爸妈为了防我，把装白糖的陶罐放在高高的立柜上。这怎么可能难倒我？每天一早，我就盼着父母和哥哥赶紧出门，他们上班上学后，家里就是我一个人的天下了。噼里啪啦的锁门声一消停，我便爬上写字台，透过窗户看妈的身影，见她转出大门，立即翻身下桌，搬四张小椅子，两张对头垫最下面，一张垒上去，最后一张垫脚，方便爬上爬下。为了一点甜头，小小年纪就显露出了超人的建筑天赋。站稳后，我小心翼翼揭开糖罐盖子，舀出小半勺，装在叠好的纸包里，因为怕被发现每次不敢多取。背着人的时候，才用指尖粘起几粒，顶在舌尖，等它慢慢融化。小时候自作聪明，舀完后还不忘晃晃罐子，把痕迹抹平。其实大人哪会去察看那土罐里的风云变幻。只是时间一长，每天小半勺也难免露马脚。

有天妈来取糖，一拿罐子吓了一跳，怎么这么轻？回头问我爸，爸也不明就里。俩人狐疑地转向看我，我慌了神，哇的一声就哭了。我妈赶紧搂住我好言好语哄劝，她说就想知道你是怎么拿到的。我支支吾吾说完，屁股就挨了一巴掌：摔下来怎么办！你吓唬老娘啊！想吃可以，但必须跟大人说。后来我试了，有时候给，有时候不给。

我四岁那年，妈趁着夜色抱来一只罐子，神神秘秘地说，是同事当火车司机的爱人从柳州带来的蜂蜜。说完就欢天喜地地和我爸商量怎么用。他们先匀了一半出来，说带给县城的外公，大舅和大姨三姨也各分一点。分好之后，妈很兴奋，用白瓷调羹舀了半勺喂到我嘴里，用一种期待的表情，笑哩哩地看着我。

蜂蜜这东西不仅甜，还有股清香，口感又糯又稠。我用舌尖慢慢抿着，心里乐开了花。妈看我吃得开心，自己也高兴，找了块塑料布蒙住罐口，盖上盖，小心放在立柜上，跟白糖罐子并排摆着。放好了，还故意朝我哼一声，这一哼果然有威慑力，我惦记了好多天一直有心无胆，最后还是败给了对甜的无尽向往。

蜂蜜真是太好吃了，那味道绕舌半月，我实在忍不住，又自制椅梯，斟酌着舀了半勺。下来时，需要用双手维持平衡，必须把勺子放在桌面上，可蜂蜜会把勺子裹住，放下前须把勺底舔干净。偷来的东西格外香甜，我舔得心花怒放，忘乎所以。等勺底干净了，我灵机一动：这蜂蜜要是裹上白糖，岂不是甜上加甜？说干就干，我打开久违的白糖罐子，完全沉浸在对美味的憧憬和突发奇想的得意中，彻底忘记了恐惧。

如今，我已经忘了蜂蜜裹糖的味道和口感，只记得那天站在堆叠的椅子上，扒着齐胸的柜面，陶醉地舔食了很久。直到下课的钟声当当当地敲响，我才如梦方醒——必须赶在爸回来前恢复原状。仓促间，我撕下一张信纸，连勺带糖包住，放进了荷包。好在爸粗枝大叶，什么也没发现，回家后抱我玩耍了一阵，就又去赶下一节课了。我更是得意，那几天时不时窃喜地偷瞄柜上的两只罐子。

然而问题终究会败露，蜂蜜浸透信纸，渗入布里黏糊糊的，荷包就像没晒干的布壳。几天后，我妈洗衣服时翻到，不用想也知道她会是什么表情。意外的是，她居然没揍我，把我揪过去臭骂一顿后，自己倒哭了起来，一言不发地在搓衣板上揉了半天衣服。从那以后，爸妈把蜜罐和糖罐都挪到了碗柜里，我不用费力就能取到。不过，我也没有因此多吃，和原来一样，偶尔偷半勺。爸妈再也没管过。

姐大我九岁，我两岁时她就在县重点中学住校了。那时候，贵州的铁路弯曲起伏，坐火车有如穿迷宫，七十公里的路程要将近三小时。交通不便，回趟家不容易，姐格外珍惜寒暑假。姐喜欢我，一回家就抱起亲个不停，去哪儿都会牵着我。我也喜欢她，因为跟着她可以到处玩——去天渠爬山吹风；到林场摘刺梨；去马厩看大马；到小河边看人抓虾子……姐还用纸给我剪星星，白的红的，贴满墙。有她看护，爸妈都很放心。姐一回家，我的日子就变得丰富多彩。所以一到假期，我就盼着她早点回来。

姐说我天生是混百家饭的，到谁家都很自在，于是常带我到她朋友家里玩。她有个闺蜜姓汤，家住一幢二层的小木楼。一楼是厨房和父母卧室，汤姐住二楼。一到她家，姐儿几个就钻到汤姐房间里聊天，边聊边咯咯笑，只偶尔喊我一声，确认没丢掉。

汤姐家的楼梯很陡，走上去嘎吱嘎吱叫唤。头顶的大木梁横过里外两进房间，房顶是矮阁楼，有把竹梯架在一米见方的出入口。一扇小木窗糊着发黄的报纸，打开窗户都透不进多少光。我总感觉那房子藏着很多秘密，放开了性子在那些神秘的角落里钻进钻出，假想有人在一起捉迷藏，一起寻宝藏。然而，除了一个蜂窝煤枪，什么也没找到。玩得无聊去找我姐，她们正在剪星星，用正方形的纸叠成细长的三角形，在尾部斜斜剪一刀，摊开就成了。还有人琢磨出了带外圈的五角星，剪了个大的，套在我脑袋上，几个人哈哈傻笑。

我不理她们，继续东摸西摸寻宝。目光扫过窗边的八角茶几，突然发现一堆杂色毛线下隐隐透出光亮。嗯？那是什么？一回头，看到汤姐正警惕地盯着我。一种“有货”的直觉在我心里澎湃起来。我快步奔过去，扒掉毛线，一个蓝面金边的圆形铁盒赫然显现，盒子上还有嫦娥和月亮。这种盒子里装的不是糖就是饼干，反正是好东西。我好兴奋，抱起铁盒，冲着表情复杂的汤姐说：“哎呀，这个盒盒真好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