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丁汉矿乡杂记（第2/3页）

最大的谬误是可怜这些男人。他们从没想到可怜自己，可那些鼓动家和感伤主义者却教会了他们可怜自己。其实他们本来是幸福的，甚至不止是幸福，他们十分满足。可以说他们是感到满足却难以言表。矿工们下酒馆喝酒是为了继续伙伴间的亲情。他们无休止地聊，但聊的多是奇闻奇事甚至政治，而非现实里的真事儿。他们离家下酒馆儿、下井，要逃避的是沉重的现实——老婆、钱和有关家庭必需品的唠叨。

矿工能逃出来就逃，他们要逃离女人唠唠叨叨的物质主义。跟女人在一起，总是诸如这个断了快修补上或我们要这要那，钱从哪儿来？矿工对此一无所知，也不怎么在乎，他的生活跟这不搭界。所以他要逃。他喜欢乡下，带着他的狗在乡间游荡，打兔子，掏鸟蛋，采蘑菇，什么都干。他喜爱乡下，不由分说地喜欢。或者他就喜欢那么蹲着，看什么或什么都不看。他并不爱动脑筋，生活对他来说不是这事那事，而是一种流动。他爱他的园子，真心爱花草。对矿工的这种爱我实在是太了解了。

爱花容易引起误解。大多数女人爱花儿，但是把花当成自己的所有和装饰品。她们不会看花儿，不会对花畅想一番。如果她们被一朵花迷上，她们就会马上摘下来。占有！占为己有！我又有什么东西了！现在大多数人所说的爱花儿，不过就是这种伸出手去占有，是一种利己主义——我有了什么东西，它把我打扮得漂亮了。可我看到许多矿工站在他们家后院低头采花的那种奇特而渺远的沉思状，那表明他们真的感受到了花的美丽，那表情甚至不是仰慕，不是欢欣鼓舞，不，不是常见的那种占有欲的表情。那是一种沉思，表明他们是萌动中的艺术家。

依我看，英国真正的悲剧是丑陋。乡村是那么可爱，而人造的英国却是那么丑陋不堪。从小我就知道，那些普通的矿工怀有一种奇特的美感，这美感来自于他们的直觉和本能，是在井下被唤醒的。可是他们上井来到白天的光线中看到的尽是冷酷和丑陋，面对的是赤裸裸的物质主义。特别是当他们回到方块建筑地带和布里契居住区，回到他们自己的餐桌前，他们内心里就有什么被扼杀了，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作为人是被毁了。家里的女人几乎总是在唠唠叨叨说些物质方面的事儿。女人是被教会说这个的，被鼓励去这样做的。做母亲的责任就是盯着儿子“有出息”，男人的责任就是挣钱。我父亲那一辈男人，他们背负着野性的旧英国，也没受什么教育，所以他们还算没给撂倒。可到了我这一辈儿，当年一块儿上学的男孩子们（现在做矿工了）全给撂倒了，是让铃声叮咚的寄宿学校、图书、电影院和牧师给撂倒的，整个民族和的人类的思想都把物质繁荣当成天下头等大事来孜孜以求。

男人算是被撂倒了。一时间出现了繁荣，但是以他们的失败为代价的，接踵而来的就是灾难。所有的灾难之根就是颓丧。男人颓丧了，英国男人，特别是矿工们颓丧了。他们被出卖了，被打趴下了。

现在或许没人知道，十九世纪出卖男人之精神的是丑陋。兴旺的维多利亚时代里，有钱阶级和工业家们作下的一大孽，就是让工人沦落到丑陋的境地，丑陋，丑陋，卑贱，没人样儿。丑陋的环境，丑陋的理想，丑陋的宗教，丑陋的希望，丑陋的爱情，丑陋的服装，丑陋的家具，丑陋的房屋，丑陋的劳资关系。人的灵魂更需要实在的美，甚至胜于需要面包。中产阶级的人嘲笑矿工买钢琴，可钢琴是什么物件儿？其实他们往往买的不是什么钢琴，买琴是一种对美的盲目追求。对女人来说它是一件财产，一种家具，是一件足以让她感到优越的东西。可是看看那些老大不小的矿工学钢琴的样子吧，看看他们怎样神情专注地听女儿弹奏《少女的祈祷》18，你会发现一种对美的盲目、永不满足的渴求。男人的这种渴求比女人来得更强烈。女人只想炫耀，而男人想要的是美。

山顶那边是个不错的去处，如果公司不是在那儿建起肮脏丑陋的方块儿建筑，而是在小小的集市中央竖起一根高高的柱子，在这可爱的地方建起三圈拱廊供人们散步、坐憩，身后是漂亮的房子，那该多好！如果他们建起宽大实用的住房，五六间一套的公寓，有漂亮的门该多好。最重要的是，如果他们鼓励人们唱歌跳舞（矿工们仍然爱唱爱跳）并为此提供漂亮的场地该多好。如果他们倡导衣装美、家居美——家具和装饰美，该多好。如果他们能奖励人们做出最漂亮的桌椅、织最可爱的披巾、造最迷人的房屋，那该多好！工业化的问题在于卑鄙地强使人们的精力用于仅仅为获得而进行竞争。

你可能会说，工人们不会接受这样的生活，因为他们把英国人的家看成是自己的城堡——“我的小家”。可是，如果你能听到隔壁人家说话，那就不叫城堡了，如果你能看到人们在方块儿广场里出没，看到他们去上厕所，那成什么了？你的愿望会不会就是逃出这“城堡”和你“自己的小家”？！算了，别说这些了。只有女人才把“她自己的小家”给偶像化。女人总是最差劲，最贪婪，最有占有欲，也最下作。“小家”之类真没什么好说的，那是胡乱涂抹在大地上丑陋的小东西。

其实，直至一八〇〇年，英国人还是绝对过着乡间生活的人，很有点泥土气。几个世纪以来，英国一直有城镇，可那绝不是真正的城镇，不过是村路串成的一片村落而已，从来就不是真正的城镇。英国人性格中从未表现出人城市性的一面，即市民的一面。意大利的锡耶纳是个小地方，但它算得上是个真正的城市，市民与城市生活密切相关。诺丁汉是个大地方，正向百十来万人口发展，可它只是乱糟糟一团。诺丁汉与锡耶纳绝不可同日而语。英国人很难变成市民，部分应归咎于他们维护“小家”的雕虫小技，部分应归咎于他们不可救药地认可了环境的小气。在罗马人的标准下，美国的新兴城市倒比伦敦和曼彻斯特更算得上城市，甚至爱丁堡都比任何英格兰的城市更像真正的城市。

这种“英国人的家就是他的城”和“我的小家”之傻气的个人主义早就过时了。那是一八〇〇年前的事了，那会儿英国人只是村民老乡。工业制度一下子就让这些变了个样。尽管英国人仍爱把自己当成“老乡”，爱想点儿什么“我的家，我的园子”，可这已经显得孩子气了。今天，甚至农场劳工都觉得自己是只城市鸟儿。英国人被彻底工业化了，因此不可救药地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城市鸟儿。可他们不知道如何建设一座城，不知怎么设想一座城，不知怎么住在一座城里头。他们都是些市郊人，半农村人，没一个懂得怎么变得有城市气——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变成罗马市民、雅典市民甚至巴黎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