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不合时宜的人

与前两次罢官不同，海瑞这一回似乎很少得到同情。

道理很简单：上两次海瑞反对的是个人（胡宗宪、鄢懋卿或者嘉靖皇帝），这一回他反对的是整个官场。这个强劲的对手不论由谁出面来和海瑞对抗，都有两个坚强的后盾：一是根深蒂固、积重难返的官场传统，二是盘根错节、人数众多的文官集团。海瑞却只有一个人。他的武器，只不过是些空洞的道德信条，早就被人束之高阁，或视为粉饰。他的资本，也只是靠不怕死挣来的名声，一旦得罪了全体官僚，也就变得一文不值。所以，海瑞向整个官场发起的进攻，就只能是以卵击石，不碰得头破血流才是怪事！

显然，海瑞同整个官场是格格不入的。这使得他在第三次斗争中极为孤立，就连过去大力支持他的人和享有声誉清名的人都站到了他的敌对方面。那么，海瑞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人，他又为什么要同整个官场过不去呢？

看来，我们还必须从头说起。

海瑞，字汝贤，一字国开，自号刚峰，正德九年（公元1515年）十二月生于海南，祖籍却是福建。海瑞的曾祖父海答儿，洪武年间从广州从军到海南，就在琼山县左所落了籍。有学者认为海答儿可能是少数民族，甚至可能是外国人。因为元代好几个海答儿，都是回族，而波斯十四世纪的一个地方长官，也叫海答儿。不管怎么说，海这个姓和答儿这个名，都有些怪异。海瑞身上这有些怪异的脾气，不知和他特殊的遗传因素有没有关系。

海瑞的童年贫穷而不幸。父亲海翰在他四岁时即已去世，留下母亲谢氏（时年二十八岁）和他孤儿寡母两人相依为命，靠着几亩薄田和谢氏做些针线女红维持生计。他的生存环境很差，海南历来就是我们帝国天荒地远的边鄙，琼山也是一个穷困的县份。文人墨客望而生畏谈虎色变，历代皇帝则把它看作流放犯人以示惩罚的好地方。唐代宰相李德裕和宋代的四位宰相或副宰相李纲、赵鼎、李光和胡铨就曾被流放到这里，此外还有鼎鼎大名的苏东坡。尽管这个流放地和他们的流放生活被某散文作家写得诗情画意，但我想没有哪个昏君和奸臣会有如此好心，竟给他们的政敌安排一个养老的好去处。海瑞童年的生存环境一定是荒凉、贫穷而乏味，同时也很闭塞的。没有京都的恢宏气势，市井的繁华景象，古城的人文荟萃，水乡的悠长韵味。因此海瑞身上，也没有与之对应的东西，比方说，没有一个高级官员应有的雍容华贵，似乎也没有什么灵秀之气和人情味儿，反倒显得有些吝啬、琐屑和小气。他的政敌攻击他“不识大体”，倒并非诬蔑不实之词。因为他曾规定下属只有先交上一张誊正的公文，才能在他那里再领一张空白的公文纸。

海瑞的家庭生活也很不幸。中国人心目中最不幸的三件事：幼年丧父，中年丧妻，晚年丧子，他都有份。他曾结过三次婚，又有两个小妾。前两位夫人都因与婆母不和而被休去，其中第二位夫人过门才刚刚一个月。第三位夫人则在他五十五岁时可疑地死去。第三位夫人和一位小妾先后生过三个儿子，但都不幸夭折。不孝有三，断后为大，何况海瑞还是独子，就更是不幸之至了。

如此算下来，同海瑞一起生活时间最长的人，大约就是他的母亲谢老夫人。谢氏是一个坚强的女人，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把海瑞抚养成人，可谓呕心沥血，甘苦备尝。她既是慈母，又是严父，曾向海瑞口授经书，后来为他择师也谨慎而严格。海瑞对母亲，既感谢又孝顺，在南平、淳安、兴国和苏州时，都把母亲接到任上一起生活。母亲对他的影响也极深。史家多以为海瑞的善良、忠诚、刚毅和正直，就有他母亲的影子。

不过年轻时守寡带大儿子的老太太，心理上多少会有些问题，与儿媳的关系也不容易搞好；而一个家庭生活不幸的人，人际关系也往往紧张。史料证明，海瑞的家庭纠纷，不仅已成为政敌攻击的口实，也为时论所不满，谓其“笃于行谊，薄于闺阁”。其实这八字评语是海瑞祭文中的话，已经很客气了，政敌们嘴里说的肯定要难听得多。中国人是十分看重家庭生活的。家伦理也就是国伦理。人们相信，一个孝敬父母的人也一定能忠于国君（所以海瑞的忠诚无人怀疑），而一个夫妻关系不好的人也一定很难与同僚和睦相处（这是海瑞遭受攻击最多之处）。许多中国人都认为，正如一个不会品尝食物滋味的人也一定没有艺术鉴赏力，一个没有男女之情的人也一定不通人情。因此海瑞的政敌们都以幸灾乐祸的口吻谈论他家庭关系的紧张，并以此作为他不好合作的一个证据。

海瑞的童年生活既如此单调，家庭生活又那样不幸，则他惟一的乐趣就只有工作。只有疯狂的工作才能填补他心灵的缺憾。海瑞确实是个工作狂。只要是他任内的事，都会不遗余力地去做，而不惮其细碎烦琐。他任应天巡抚时，依例每月初二、十六两日放告，每次受理案件竟达三四千之多，还不包括平日受理的人命、强盗和贪污案。其他职份事无巨细，也往往躬亲，几无休息之日。这种作风，与当时文恬武嬉的官场风气自然格格不入。谁也不愿意和这样一个古板、认真、不讲情面，只知疯狂工作而不通人情世故的人共事，更不愿意让他真的被树为官僚的楷模，因为谁也做不到他那样。

但是海瑞却能做到。

海瑞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在他看来，人生的追求无非义与利。如果追求利，可以为农，为工，为商。农工商原本是兴利之事，求利无可厚非。惟独为士做官不可求利，只能是为国尽忠，为民办事。因为士的追求是义。世界上之所以有士农工商的区分，就因为有义利之别。义高于利，所以士高于农工商。一个士人如果也去追名逐利，那就不够资格当一个士，也不够资格当君子了。因此，一个做了官的君子，只能利国、利民、利公，决不能利私。这当然很崇高，很伟大，很值得敬佩和敬仰。但如果以此作为对所有官员之普遍和基本的要求，则既不现实，也未必正确。

首先我们得承认，士也好，官也好，都是人，都要生存，也都想过好日子。这就是利，也是私，而这种私利无可指责。所以，一个人，如果能做到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固然是君子，是高尚的人。甚至只要能做到公私兼顾，人己两利，或谋私也奉公、利己不损人，就不能算是坏人。我们无妨将人分为五个品类：一、大公无私，专门利人；二、先公后私，先人后己；三、公私兼顾，人己两利；四、谋私也奉公，利己不损人；五、损公肥私，损人利己。其中第一类是圣人，第二类是君子，第三类是好人，第四类是不坏的人，只有第五类是坏人。圣人极少，君子和坏人也不多，最多的是中间层次大体还好和不好不坏的人。他们不是君子也不是小人，无妨说是常人。